从经济地理学分析“温州现象”(1)

　　从起源来说，经济地理学发展比较早，被归为是地理科学系统中的一门分支科学。它以人类经济活动和地理环境的空间关系为研究对象，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特征，探讨地域经济发展规律，预测和控制区域的经济发展方向、速度、规模和效益。时至今日，经济地理学成为经济学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分类。

　　经济地理学的基本论萌芽早在古代就见诸国内外的文献资料之中，但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则是近代的事。1760年，俄国人M•B.罗蒙诺索夫就创立了“经济地理学”之名，并领导了一个研究机构，但因为局限于描述，缺乏科学性而有名无实。1882年德国人戈策在《柏林地理学会会志》上发表《经济地理学的任务》一文，论述经济地理学的本质及其构成，具体提出建立作为科学体系的经济地理学。不久之后，美国学者约翰逊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经济地理学课程，这表明作为一门近代科学的经济地理学已经形成。经济地理学近代的形成过程有三个源流：一是16世纪产生的商业地理学和18世纪末形成的财政统计学；二是19世纪李特尔开创了人文地理学和其他人创造的区域 地理学；三是19世纪初形成的区位理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资源、环境、人口、粮食等问题的加剧，使经济地理学进一步得到很大发展。

　　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在地区基础上或以一定的地区为单位而进行的包括生产、交换、消费的广义经济活动；它不仅研究经济活动的分布，而且研究经济的空间结构；联系有关因素时，把地理环境摆在重要地位，着重探讨经济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

　　由于经济地理学所研究的特殊领域具有自然、技术、经济相结合的特点，因此可以认为它是一门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有着密切联系的社会科学范围内的边缘科学。

　　我们研究真实社会的经济现象，一般会采取理论模型来解析，但是真实社会有成千上万的变量，每个理论模型都只保留几个变量而已。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我们选取变量就会跳出固有的经济本身的圈子，挑选一些可以影响经济但又不是经济本身自变量的变量，这样就可以得出更具备客观性更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样的研究也会更趋于真实，更有借鉴性。

　　“温州现象”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具备相当的影响，从经济地理学的方法去审视，也会得出一些比较全面的结论。

　　温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郡，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先民在这里劳动生息。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中国沿海九个港口之一，公元323年，著名学者郭璞选址始建温州城。相传建城时，有一只白鹿衔花跨城而过，所到之处一片鸟语花香、祥云腾飞，故又名“鹿城”。 在浙南大地上，大罗山、吹台山、玉苍山孕育了温州文化，瓯江、飞云江、鳌江、清江哺育了东瓯子民。温州也被称为“东瓯名城”。

　　温州的经济最早是凭借手工业开始发展的。最早在新石器晚期，温州的制瓷技术已经形成。在东汉中晚期，是浙江最早生产青瓷的少 数地区之一。温州的丝织业在东晋时开始发展，生产“鸡鸣布”，名满天下。

　　而温州手工业进入全面兴盛，成为我国著名的手工业城市。是在南宋定都临安以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贵州士大夫云集，工匠荟萃，温州海上交通发达，贸易兴盛，出现了“商贾辐辏”、“漳泉大贾飞樯集，粤海奇珍巨槛来”的空前繁荣景象。商业交换的发达，是带来手工业兴盛的主要原因。宋代以后，手工业相对停滞。原来曾负盛名的漆器、缂丝、造纸等，逐渐衰落。

　　元明时期，官营手工业加强，有织染局、银场局、造船局、纸局等。这时期，民间手工业以及纺织丝绸业最活跃。虽然到了元明清，温州相比较其他历史时期略显沉闷，但温州一直有“小上海”的美誉。

　　著名的瓯剧《高机与吴三春》讲述的就是明代平阳织绸高手高机与富商之女吴三春的爱情故事。

　　元明年间，温州手工业停滞及一些行业衰落，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 生产关系上，官营手工业较之于当时已出现的民间手工业，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官营手工业的加强是一种倒退。

　　(2) 宋代以后，政治、经济中心重又北移，大批官僚、贵族等上层统治阶级的高档消费品市场随之缩小。

　　(3) 明代以来，倭寇不断骚扰沿海地区，海上交通阻塞，使温州的海上贸易优势完全丧失。温州近代工业，始于19世纪90年代。

　　光绪二年(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温州辟为通商口岸。次年，温州海关成立，由英国人担任税务司，掌握海关大权。从此，洋货源源输入温州，沉重打击了温州民间的土纺、土织及手工制糖、榨油等业。

　　帝国主义列强以枪炮打开中国大门，进行经济掠夺，其客观结果却又不可避免地刺激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

　　清末民初，温州皮鞋业渐兴。19世纪20年代，上海、厦?等地招用一批温州鞋工40余人，去精工制作皮鞋。后来他们回到温州后，成为温州鞋业技术骨干，带动温州鞋业发展。至1931年，“温鞋”已成为名产，城区皮鞋业70余家，形成了府前街专业一条街。这可能为后来温州鞋遍及全球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前提。

　　从历史上看，温州除了手工业的发达，在造船、印刷、陶瓷、盐业等方面也可圈可点。例如造船业，三国时期，温州成为江南赫赫有名的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发展到北宋的时候，全国官船年产2916艘，温州有125艘，仍旧具备相当规模。史料记载，宋真宗天禧五年，温州、明州(宁波)年造船各605艘，为全国之首。至徽宗政和四年的二十年中，温州年造船都在600余艘，且能出海航行，有漕运船、战船等。

　　在盐业方面，唐朝时期，永嘉设监盐官，为全国十大盐监之一。宋时，温州是两浙海盐重要产地，在浙东仅次于明州，且制盐技术已由原来的海水直接煮煎，发展到“刮泥淋卤”、“摊灰淋卤”法，为制盐技术的重大进步。

　　在印刷方面，北宋仁宗至和年间，温州蠲纸列为贡品，为全国九处贡纸之一，与嵊县的刹藤纸、余杭由拳纸，同列为浙江三大名纸。宋代木刻印刷的温州刻本有《大唐六典》、《白石诗卷》等，如《大唐六典》被列为国子监官方名版书，书后列温州籍刻工11人姓名，也是值得温州人骄傲的。

　　建国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温州是我国地方工业发展最艰难曲折的地区之一。从1957—1978年，温州工业仅增长3.26倍，而浙江省是5.47倍，全国是6.01倍。

本文摘自《一盏经济的渔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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