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 推理的进程之美

　　先贤凯恩斯说过，“经济学理论并没有提供一套立即可用的完整结论。它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器官，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他的人得出正确结论”。我们不能够像数学一样把经济学完全计量化，因为经济学毕竟是一门社会科学，包含实证和规范两大方向，实证注重基于理论的计算和结果，而规范则是根据价值判断乃至政治、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得出结论，所以很难概念化。这就导致经济学研究的方式方法百家争鸣、莫衷一是。

　　当今世界最被推崇的经济学教科书应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可两本书就灯塔是公共物品还是公有物品就给出不同概念，各执一词。这门学科的社会科学属性和很短的发展历史注定此类争论屡见不鲜，所以罗斯福很感慨地说过“我多么希望能出现只有一只手的经济学家啊”，多么有趣，因为他的经济顾问总是在谈话中说“One Hand，Another Hand”。

　　但是我们必须在研究一开始就分清楚，我们研究的程序是怎么样的，这决定我们的结论最终走向何方。

　　面对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第一，要认识到这个现象的决策者是谁，政府、企业、个人？而且要清晰地判断这个决策者的现实环境是怎么样的？例如，个人是作为消费者的个人抑或是作为要求基本生存权的个人还是主张公共权利的个人甚至兼而有之。这些不同角色的定义，是我们研究的前提和基础，马虎不得。

　　第二，主要决策者的目标是什么。观察他的终极目的，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这决定了我们研究的方向。有时候，我们只能看到一段进程中的因素和目标，不能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这样的研究即使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可能理论上还很严谨，但马上被证伪。一个理论在一种状况下可能是正确的，在另外一种状况下可能就不正确。随着时势的变化，条件约束和目标选择可能发生变化，我们就应该根据新的状况重新作分析。世上事“玄之又玄”，我们的研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目标判断上，要慎之又慎。

　　第三，决策者的限制性条件是什么。任何一个决策都有限制性，就算集权的政府也不能“神游于天外”。弄清楚他的客观限制，例如资源、资本和劳务的拥有量等。决策没有一劳永逸，在可承担的后果之内做出理性结论，否则决策就是风险大于收益，后果会让人不安。例如，经济学中认为幸福=效用/欲望，经济学的研究是想方设法使效用发挥到最大，但是欲望如果无穷大，效用再大也无济于事，达不到幸福的目的。由此可见，欲望是一个不得不考量的问题，它涉及到最终能不能幸福。一个人钱再多，如果欲望每天增长，他还会幸福吗？

　　第四，决策者的机会成本是什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开宗明义就是“人们面临权衡取舍”，“某种东西的成本就是人们为得到它所放弃的成本”。这里所说的成本就是我们所讲的机会成本，我们要做出一个理性的结论必须严肃对待机会成本问题。因为这和通常的会计成本不同，会计成本统计的是可见的资本、劳物、资源的投入量，而机会成本还包括更多不可见的投入量，不那么直观，所以计算上具备一定难度，比较难以量化，甚至容易被忽略。例如我们进行一个大型水电站的建设，除去可见的会计成本投入，还有更多不可见甚至长期不可见的外部性投入，例如搬迁当地居民，他们的迁移费用可计算，但是这些人背井离乡，如果生活不尽如人意，幸福指数降低，是不是他们对政府的痛苦指数会增加，而影响政府的执政能力的评价呢？或者失业率增加，他们会影响迁入地区的社会治安环境，影响居民的生活环境呢？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成本。长期看，兴建水电站破坏了生态环境，使环境保护的负担增加，如果要改善环境，还要增加新的投入预算，这样的负担怎么办呢？假设当初没有兴建水电站，把该地区改造成风景区，所获得的投入是不是会比水电站本身的收入更多呢？这样的计算是非常复杂的，仅用经济学本身的基础理论是很难解释的，还需要更多社会学、政治学乃至哲学、历史学的知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贝克尔同时也是知名的社会学教授，也恰恰说明经济学者自身的研究需要多门学科知识的互相补充，才能得出完善的结论，不至于误国误民。当我们进行深入的经济学研究时，机会成本的计算很重要，也是考量一个经济学者水准高低的分水岭，不可不察。

　　《大学》里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先所后，则近道矣”。经济学研究中的程序是经济学方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是我们逼近真实结论的路径，这是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框架性问题。

　　借用禅宗里“顿悟”和“渐修”的区别来说明，这是一个从“顿悟”到“渐修”，再从 “渐修”到“顿悟”的过程。我们开始研究一个课题，先要对现象的资料进行收集、分析、归纳，就是“渐修”，但是要想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还要有一个“顿悟”的飞跃。掌握我们上边提到的四个要素，在成千上万的各种可能的社会、经济变量中，认识出造成这个现象发生的最重要的外生变量，提出对现象背后形成的逻辑真正有解释力的理论。在提出这个理论之后，还是要再有一个“渐修”的过程，也就是需要将这个理论做各种可能的推测。然后拿这个结论和各种已知的及新近的经验事实对照考察，无论一致与否，都要多面斟酌，反复比较，寻找最大可能的外生变量和解释。

　　我们国家在经济建设初期，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拨乱反正”过程，国家的财政政策很是困惑，先是高度集权，后来“分灶吃饭”。1988年又实现“财政大包干”，直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实行新的公共财政制度。期间“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局面多次出现，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大混乱。我们之所以能够最后得到经济建设的日新月异，是和我们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正确的经济决策息息相关的，可这一切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提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背道而驰。当时俄罗斯等国家实行了这类主流经济学思想的改革方式，最后证明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我们国家的正确选择不也正是一个从“渐修”到“顿悟”的过程吗？

　　之所以要强调经济学研究的程序问题，就是希望从复杂的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中找到便于着手的逻辑关系。这些变量无论在模型中还是规范应用中都是比较复杂的，如果研究的程序出现问题，我们自身的逻辑体系也会出现不能察觉的问题，导致所做的努力功亏一篑。

　　经济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首当其冲就是推理的过程，在过程当中找寻规律。我们要重视程序的科学性，步步为营，这样也能够体味一门社会学科独具的推理之美。

　　“如果没有上帝，一个人岂非什么事都可以做？”经济学中强调人的理性选择，所以理性看待经济问题才是正确的。

本文摘自《一盏经济的渔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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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为什么爱存钱； 让历史失忆的超市；地产泡沫的复杂答案；从经济地理学分析“温州现象”；不完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国崛起的秘密；盛世中国的环保梦魇；创新引领未来。
作为一本经济理论与实务结合的经济学散文集，书中的话题涉猎比较广泛，从我们生活中的小事到宏观层面的热点话题，作者从经济学的角度针对社会各个层面的经济现象做了深入的观察和思考，试图引导读者从表面现象深入了解其背后的经济规律和发展轨迹。
期待会让更多的读者了解经济学，喜爱经济学，并且明白社会和生活的变化很多时候是经济学的规律在左右或者说推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