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险与机会间权衡

　　对过去的国家最高决策者来说，“打不打”事关生死存亡。与决策风险同样有力的制约因素是战争的巨大耗费，“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这只是兴军出征的耗费，还没有计算作战的伤亡，当然不能轻易打仗。在争取王国利益的工具中，战争是一件风险过大而收益不稳定的工具。因此， “慎战”被视作基本的政治智慧，并逐渐成为普遍遵循的军事传统。

　　地理大发现使原本天各一方、生息繁衍的不同民族、国家捆绑在一起。随之而来的是，对立增多，摩擦加剧，矛盾激化。哪种手段更合适成为彼此冲突的仲裁者？在那时，显然是战争坐上了头把交椅。个中原因主要不是军事技术的发展，而是殖民者和原住民拥有的军事技术存在的巨大差距。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两者在军事对抗中风险和机会的极端不对称，占有优势的一方，使用军事手段的收益极高而风险极低，落后的一方除了挨打别无选择。于是“炮舰政策”大行其道，强兵好战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

　　殖民地瓜分的结束，使仍想争夺生存空间的新帝国和老帝国之间不可避免地走向对抗。交战双方由于军事技术水平相当，战况空前惨烈。两次世界大战的结局都是两败俱伤。除了充当“民主军工厂”的美国因获得实际利益而仍然热衷动用武力外，其他列强更多地看到了战争的巨大风险和难以承受的成本。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集团在核武背景下的对峙，使“打不打”又成为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选择“冷战”取代“热战”以避免“核战”，是当时的政治家所能作出的最佳决策。因为在力量大致均衡的情况下，战争的风险和收益也趋于均衡，逞勇斗狠的结局都不佳。

　　自在越南打了一场得不偿失的仗后，美国人对“打不打”的问题也更重视了。其中影响最深远的看法出自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他在1984年的一次讲话中对“打不打”，即是否动用美国军队设置了6项前提条件：

　　●    必须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处于危险之中；

　　●    有明确的作战目标；

　　●    有取胜的把握；

　　●    必须对使用武力的情况进行不断的评估并及时作出必要的调整；

　　●    军事干涉必须得到国会的合理保证与公众的支持；

　　●    军事干涉是最后的手段。

　　这6条意见一度成为美国政界决定是否动武的“温伯格戒条”。

　　必须承认，美国政治家和将军们对战争在互相依存的世界上的效用和局限都有了相当深入的理解。他们认为，战争作为手段是有用的，但用处也有限；关键的问题是不能让战争失去控制，要控制战争的全过程。因此，在越战之后，一直到海湾战争，美国政要对“打和不打”的问题一直处理得小心翼翼，即使在格林纳达、利比亚、巴拿马有几次冒险，但也是临深履薄。

　　第一次海湾战争，不仅在战争上美国获得多国支持，而且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日本三国还慷慨解囊，承担了611亿美元战争开销中的484亿美元。所以，那是一场多人的象棋大赛。美国是被人请去打仗的。当然，海湾战争后，每桶油价从15美元涨到40美元持续了1年，沙特和科威特实际上还是赚回来了，是全世界的石油消费者为第一次海湾战争支付了账单。对于这一点，早就准备“倒萨”的美国政治精英不会不清楚。

　　第二次海湾战争，美国没有“单挑”伊拉克，但也承担了这次战争的大部分军费。

　　美国政府吸取了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没有在市场上大量投放石油战略储备的教训，这次暗中囤积了大量石油。

　　早在1998年底，国际石油公司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并购，并购金额高达近2000亿美元，其中70％以上由美国的石油公司进行操控。

　　从2002年1月1日开始，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每天增加15万桶。2005年年底，世界原油价格曾经一度突破30美元/桶。这期间，美国利用低价购入的战略石油储备做低进高出的石油期货，这样做不仅足以弥补因伊拉克石油中断造成的100万桶石油短缺，还能筹集到相当数量的款项轻轻松松地把“倒萨”的账单支付了。

　　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是通过沙特和科威特赚取的石油美元让全世界石油消费者提供了战争经费，而这次已经更加谙熟金融运作的美国人直接让全世界石油消费者替美国的倒萨之战“买单”。 而且这还没有计算美国在战争地区获得战后重建丰厚的订单以及军火商的利润。

　　至于美国一般百姓在石油上涨初期多支付的费用，只要美国对战争进程有绝对的控制把握，再加上驾轻就熟的媒体舆论炒作，“9•11”事件后流出美国的资金必然返回美国金融市场。这不仅增加了美国金融证券公司的抽头，而且由于克林顿时代制造的10年经济繁荣，使得美国大部分家庭都拥有各种有价证券，这样美国很多民众的金融资产收入就弥补?在石油上的超支。在某种意义上，只要一些发展较快的国家的资金回流到美国金融市场(美国经济学家估计这个数字理想的话可达10 000亿美元左右)，那么这些国家实际上就为美国民众因战争在石油超支上支付了账单。金融资产增加后，必然促进消费，进而增加就业机会，再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而很多因战争初期油价上涨和资金流出的受损国家，只能压价向美国出口农、工、矿产品换取美元，进而又满足了美国就业增加后中低收入者的需求。导致这次变化的一个原因是美国对伊拉克，实际上包括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拥有巨大的军事技术优势——它可以打你，你却无法打它，甚至难以防范。由于动武的风险极低，即使没有大的战略利益，还是可以保持较大的相对收益。“导弹威慑”或“精确轰炸威慑”可能和当年的“炮舰外交”一样，是风险极低、效率极高的工具。小布什在“9•11”之后选择了“先发制人”战略，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可以认为对战争进行预算时，美国的政治精英和金融商业精英一定在经济战略的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共识。抛开国内政治争斗的因素看，这种共识的基础绝对不仅仅是战争胜利的唯一成果，按照常理推算，背后一定还有一个复苏美国经济的更大期待。　　

　　历数几次战争，握有战争最终决定权的政治家向世人透出一个强烈的信息：兵者，虽还是国之大事，但已经不再只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而且还可以被当作国家的兴衰之途、利益盈亏之要，甚至是政治家躲避弹劾之术、刺激股市之法、调整油价之招、赢得选举之窍门。

　　当然美国在战争的决策上还具备重大的战略利益，主要集中在他们的石油战略问题上，这点美国是很明确的。美国战争胜利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通过对石油的影响体现。

本文摘自《一盏经济的渔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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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本经济理论与实务结合的经济学散文集，书中的话题涉猎比较广泛，从我们生活中的小事到宏观层面的热点话题，作者从经济学的角度针对社会各个层面的经济现象做了深入的观察和思考，试图引导读者从表面现象深入了解其背后的经济规律和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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