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30年代的清教徒移民浪潮（2）

　　1660年君主制复辟后，英国爆发了一场激烈而持久的辩论，辩论的焦点是应该由“绅士”还是“寒士”指挥国王的船舰，哪怕实际上没人十分清楚如何定义绅士。决定辩论结果的关键人物是塞缪尔·佩皮斯。佩皮斯现在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杰出的日记作家，不过当时为人称道的身份是非凡的公务员（国王从共和国那里继承下来的），身兼数职，分别为海军部秘书、下议院议员、新成立的皇家学会的会长。他成功论证了未来的海军军官只有“通过……做所有事情、经历所有事情”才能掌握航海技术——也就是像从底层晋升上来的人那样。他的这一理念一直塑造着皇家海军，至少到了海军上将纳尔逊的时代。纳尔逊12岁就出过海了。我们将在第十章再次简要讨论纳尔逊领导的海军；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界，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组织经验。

　　温斯罗普绝不是独立分子；相反，他在新大陆创立了一个比清教更清的教派，即较不注重礼拜仪式的圣公会（Anglicanism），力求为英国本土国教树立榜样。想了解他的宗教观，可以去看看《清教老鼠的奇迹》（Miracle of the Puritan Mice）。他的儿子约翰不仅有一本希腊文《新约》和一本《韵文诗篇》（不从国教者喜欢这两本书），而且有一本《公祷书》（不从国教者不喜欢这本书），三本书装订在一起。约翰在1640年10月15号的日记中用赞成的口吻写道，《公祷书》每一页都遭了蛀虫，而另外两本书完好无损。

　　马萨诸塞殖民化半个世纪后，宾夕法尼亚也开始殖民化。不过，宾夕法尼亚的殖民者主要是非凡的威廉·佩恩领导下的英国贵格会教徒。曾经有人说贵格会创始人是“17世纪英国清教运动中的极端左翼”。“贵格会教徒”的英文“Quaker”，中文意译是“颤抖者”，他们之所以有这个奇怪的名字是因为他们号召其他基督徒“用颤抖响应上帝的召唤”。温斯罗普的清教徒只求净化英国国教，而贵格会教徒力争净化整个基督教。我们听说，佩恩熟练地运用手中资金：

　　……组织了17世纪大英帝国最迅速、最有效的一次殖民活动。1682年，23艘来自英格兰的船到达特拉华河，运来了大约2000个殖民者及其书籍、衣服、粮食和牲畜。次年，又有20艘船运来了另外2000个殖民者。1685年，宾夕法尼亚的人口已经超过了8000。

　　两次大移民都有双重目的，即创建更好的新社会并获得投资回报。17世纪30年代清教徒大移民的赞助者，从两个失败的“种植园”中吸取教训，学会了如何有效地开拓殖民地；佩恩及其朋友还借鉴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种植园”。

　　17世纪30年代的清教徒大移民，在计划和实施上可以媲美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活动，不管是1682年到1685年宾夕法尼亚殖民，还是1776年到1782年美国作为独立共和国建国。不管是集体水平上还是个体水平上，共和国创建者都展现出了原始清教徒移民的所有四个特点。乔治·华盛顿在从军以及任首届总统期间特别擅长授权委责、解决争议，这两个都是优秀管理者的特征。根据历史学家罗恩·切尔诺的说法，华盛顿还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农民，“他发明了一种犁，管理过一个小型工业村。这个工业村位于弗农山，有一个面粉厂、一个织布店……”美国另外一位国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非常富有创造力；切尔诺告诉我们：“没有哪位国父像汉密尔顿一样就美国未来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描述出一幅如此清晰、如此超前的愿景，也没有哪位国父像汉密尔顿一样设计出如此巧妙的机制把国家团结起来。”

　　汉密尔顿还创建了纽约银行，这家银行现在还在，不过最近与另外一家银行合并成了纽约梅隆银行。汉密尔顿创建了纽约银行，可以说就是创建了第一家美国现代企业。美国宪法在诞生时就完全成形，后期只需小幅调整；对比之下，美国企业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才达到了最佳运行状态。本书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讲述那段发展历程。汉密尔顿还创建了《纽约晚邮报》（New-York Evening Post），这家报纸同样仍然健在，不过变身为面向低收入阶层的《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

　　回顾国父们的性格以及各自扮演的角色，就会惊叹他们在技能和观念上的完全互补。每人都贡献各自特有的东西才造就了整体的成功。背后逻辑显而易见：既然没人知道所有答案，也没人拥有所有技能，那么一群能干的、博识的、敬业的人围绕相关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就最有可能产生好政策。在接下来两百年里，互补与共治是美国管理团队经常表现的一对孪生特征。但是，到了20世纪晚期，这对特质消失了，因为一种灾难性制度出现了，那就是首席执行官制度。这个制度有个站不住脚的假定：“帝王般的”首席执行官一个人就知道所有答案。

　　一种可以称为“集成决策”的模式也是美国管理从最初一直到20世纪晚期经常出现的一个特征。“集成决策”的含义是：计划者和执行者包含同?群人，这样计划和执行才能连贯起来；认真借鉴前人经验（不管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经验），把犯错的可能性降至最小；只要条件许可，就做试点；任何重要提议，都要构思好实施细节，才决定是否通过；做好二手准备，以应对决策的某些原始假定不正确的情况。采用这种模式，决策往往慢得令人痛苦，不过执行反而很快。集成决策模式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清教社会从上至下都“亲力亲为”——这个特点强调责任到人。对比之下，传统欧洲（这里包括英国）的决策模式可以称作“分层决策”。分层决策意味着：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分属不同人群，不同人群往往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没有构想好实施细节，就“原则上”决定是否通过提议；几乎不防备意外。采用这个模式，决策往往可以很快，但执行很有可能出奇的慢、频繁出错。“原则上”是最危险的词语之一。

　　如果有个高于一切的核心“秘诀”解释美国企业乃至整个美国社会从1630年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成功，那就是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模式。这种谨慎的清教取向，培根1625年在散文《论求速》（Of Despatch）中就提过：“我认识一位智者，他如果看见有人急于做决定，就会劝那些人‘慢点做决定，慢点做决定反而会更早完工’。”集成决策在1628年到1629年期间就有一起重要先例：温斯罗普及其同事不是在出航之前而是在做出航决定之前就非常详细地计划出了清教徒大移民的整个方案。汉密尔顿及其朋友在为共和国的创立做准备时也遵守了这种规则。对比之下，自1970年以来，美国人越来越多地采取比较松懈的欧洲体系，结果各行各业的决策质量都悲惨地下降了。

　　纵观历史，很难发现另外一起像清教徒移民到新英格兰或贵格会教徒移民到宾夕法尼亚那样全面成功——政治、经济和社会上都成功——的大规模移民例子。澳大利亚怎么样呢？它是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与美国类似的国家——说英语，政治稳定，赞成法治，人口很大一部分是移民（现有居民近四分之一是在其他国家出生的），社会阶层化相对较轻，为公民和游客提供开放、宜人的环境，生活水平高（而且迄今为止一直在提高）。这个被英国人亲切地称作“南边（downunder）”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不支持本书的根本论点吗？看看加赖德·戴蒙德的《崩溃：社会如何选择失败或存活》（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rvive）中名为“‘开采’澳大利亚”（“Mining” Australia）的那一章，就会发现答案是“不支持”。戴蒙德告诉我们，澳大利亚的高生活水平来自不顾将来地挥霍资本——煤、铁、金、木、鱼、羊毛和土地。所以，“按目前生活水平估计，（澳大利亚）最宜供养800万人，是目前人口的一半”。

　　还可以与16、17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占领拉美做比较。然而，我们十分怀疑西班牙殖民者具有北美殖民者所具有的四个清教特点中的任何一个。因此，不足为奇的是，19世纪在他们的统治下形成的社会，“在经济和政治上患有残疾”——这句话引自哈佛经济学家杰弗里·威廉姆森。可能除了哥斯达黎加之外，没有哪个拉美国家今天可以称作繁荣、稳定、持久的民主政体。然而，南锥（Southern Cone）有个社区可以用来支持本书论点。20世纪20年代晚期，一群门诺派教徒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到巴拉圭空旷的查科荒原上定居了。门诺派是被免去圣职的天主教教士门诺·西蒙斯在16世纪创建的一个清教宗派。

　　最初，荒原上的生活非常艰难，因为温度经常高于45摄氏度，淡水稀缺，庄稼歉收。结果，原始移民死去了十分之一。然而，他们拥有所有四个清教特点。凭借辛苦劳作，他们让荒原像谚语中的玫瑰一样开花了，把荒原变成了“巴拉圭普遍萧条的经济中一个繁荣的农业枢纽”。门诺派教徒现在控制着巴拉圭五分之四的乳品业，而且门诺派教徒聚居区有着兴旺的牛肉出口业。他们改变的不仅有经济；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在一个腐败文化里挺身而出、标榜清廉。2006年，门诺派教徒担任着巴拉圭国家政府的三个关键职位，分别是财务部长、税务部长和总统经济顾问。清教徒能挽救整个拉美吗？。

本文摘自《清教徒的礼物》

　　《清教徒的礼物》这本书追溯了美国管理文化的起源及特性。在三个世纪的时间内，这种文化将一小部分低微的美国殖民者变成了这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本书主张，文化核心的活力、社会流动性、竞争力和创新力，其源头是某个民族的纪律及精神特质。该民族就是美国的第一批欧洲移民——清教徒。
　　作者认为，目前商业社会的一切问题，皆源于商业本身背离了清教徒精神。他们提出警告，当美国疏远在19世纪和20世纪支撑其商业与经济成功的核心价值观时，也将自己未来的繁荣和稳定置于险境之中。
　　本书也研究了美国的管理文化如何普及到世界各地，特别探讨了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对后者的社会及制造业造成的影响。作者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应该叫作中日工业革命，因为它起源于日本、兴盛于中国。中国公司可能会在一代之内主导世界所有重大制造行业，甚至还有许多服务行业。这是一部美国社会史，也是一部管理文化论。每一个关心资本主义体系或者身居高位的企业人都应该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