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节：爬满虱子的"盛世"绸缎(2)

　　面对大臣们的分歧，顺治皇帝的态度有点摇摆。他先是站在反对派一边，认为，"荷兰通贡，从来无例，况又借名贸易，岂可轻易开端"。他最讨厌的是"贸易"这个词汇，因为它与"朝贡"不同，在态度上显得非常不恭，他因此特意批示说，"贸易二字不宜开端"。

　　不过，后来他的态度又有了改变。荷兰人对广东官员大肆行贿，还送了很多珍贵的礼物给京城的太监们，此外更游说顺治非常信赖的耶稣会教士汤若望，拜托他在皇帝面前多说好话。据荷兰人信函上记载："皇帝和宫廷官员对我们带至的所有礼物极为满意，甚至礼品尚未全拿出来，鞑靼人似乎已经出奇地满意，并愿向我们提供各种方便。汤若望见到我们的人把大量的物品，特别是武器、马鞍、大毛毯、红珊瑚、镜子众奇珍异品一件件摆出来时，从内心里发出一声长叹。"1653年的10月2日，顺治皇帝正式接见了荷兰使团。使臣进入皇宫后，遵照中国礼仪向顺治帝行了三跪九叩之礼。这些行动当然让顺治非常满意，三年后（顺治十三年），皇帝下达诏书，特许荷兰国每八年来中国朝贡一次--"八年一贡"，不过每次的来人不能过百，而且只允许20个人到京城。

　　从顺治年间的这次荷兰通商事件可以读出，帝国对国际通商一直持非常保守而高高在上的姿态，视天下各国为自己的藩属，不仅不承认平等的"贸易"，而且连"朝贡"也只能八年一次。对于这样的态度，西方各国在很长时间里委曲求全，无可奈何，而到了200年后，随着局势陡转，西方国家终而枪炮相向，凌厉报复。

　　清廷之所以对国际贸易如此苛刻谨慎，除了"大国情结"之外，还与开国初期的海禁政策有关。为了防御郑成功集团对大陆的攻击，清廷在1661年、1662年和1664年先后三次颁布"迁界禁海令"，强迫山东至广东的沿海居民皆内迁数十里，凡界外的村庄、田宅、船只，一律烧毁，规定"片板不许下水，粒米不许越疆"，使界外变成无人区。三次内迁造成东南沿海的工商经济遭到重大破坏，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

　　海禁政策执行了20多年，直到清政府统一台湾、平定"三藩"之后，才稍有宽松。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康熙皇帝正式宣布开海贸易，设粤、闽、浙、江四大海关。这标志着自唐代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市舶制度的终结和海关制度的创始。

　　与"朝贡贸易"的市舶制度不同，海关制度建立之后，政府将对外贸易的管理与经营活动完全分离开来，从而催生出一种迥异以往的外贸模式和一个全新的商人阶层。

　　根据历代的市舶制度，各国以朝贡的方式与中国展开贸易，贡使将贡物献给中国皇帝，同行的商人则将更多的货物交与市舶司，在特定的馆地临时招商叫卖，并无专设的买卖机构。海关设立之后，外商被允许在中国境内的四大海关自建商馆，自主买卖。

本文摘自《浩荡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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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史三部曲之三：浩荡两千年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作为“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写作表明，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国时期。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