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节：英占中期的香港经济(7)

　　

　　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显示了香港工人的力量，标志着他们已经由"自在"状态进入了"自为"状态。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华人资产阶级(连同他们的同业公会、联合会等组织)和华人工人阶级（连同他们的工会组织）都已成为整个香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不同的是：港英对前者采取笼络怀柔的政策，对后者采取防范镇压的方针。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存在都是不可改变的,他们各自的影响力也是不容否认和不可低估的。

　　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遭到当地居民的顽强武装反抗。尽管这种反抗最后还是失败了，但已使英国人认识到：新界乡村的社会结构有悠久的历史，他们的宗族自治传统源远流长，统治新界不能采取统治港九那样的把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移植过来的办法。因此港英决定在新界维持原有的"传统和惯例"，使原有的封建社会在较长时间内保留下来。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界的大部分土地逐渐被建设成为商业区、工业区、旅游区和城市居民住宅区。特别是公屋的大量兴建,使农田越来越少，田主、佃农和自耕农的人数也就逐渐减少了。但宗族观念和祀神祀祖的习俗仍然保留。新界乡议局作为代表新界原居民向政府反映意见的机构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新界的大族，特别是邓、廖、侯、彭、文五大族，也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各大族的领袖人物多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例如担任立法会、市政局或新界乡议局议员等，为维护本地本族的利益和促进香港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

　　除英资和华资外，一些欧美国家、日本、南亚和东南亚的商人也在英占早、中期来到香港投资创业，初步形成了多国多方资本并存的局面，比较著名的有美资旗昌洋行，德资禅臣洋行，丹（麦）资毕氏洋行，法资东方汇理银行，比资华比银行等。

　　第二节　亚洲重要转口港地位的确立

　　19世纪60年代以后，香港继续实行自由港和自由经济政策，以进出口贸易为"龙头"，面向海外市场，走外向型经济的道路；两次"拓界"使香港的规模经济实力大大提高；英占初期依靠鸦片走私和苦力贸易这种原始积累的方式，使英资企业和港英政府积聚起大量资金；英国凭借新的不平等条约取得越来越多的特权，也使香港在对华经济贸易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所有这些，都是英占中期香港经济较快发展的有利条件。当然，香港经济过度依赖进出口贸易，也造成它的敏感性强，波动性大，多次受世界局势的影响而出现动荡。特别是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都使香港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但总的看来，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为止，香港经济还是进多退少，螺旋式地上升。它的重要标志，就是被公认为亚洲重要的转口港之一。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进出口贸易、航运、金融仍然是整体经济中最主要的支柱性产业;船舶工业保持着远东重要的造船修船基地之一的地位;其他制造业也从无到有，形成一定规模。

　　一、航运业一马当先

　　港英政府取得对整个维多利亚港的控制权以后，便加强对港口的建设和管理，这更加提高了在香港的各国商人对航运业前景的信心。一些私营公司纷纷投资建立造船厂、修船厂以及仓库和码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欧美商人取得了经营中国沿海航运业的特权。这使香港的航运业进入了大规模发展的时期。

　　19世纪60年代新加入香港航运业的英资大公司是德忌利士洋行（Douglas Lapraik Co.）。1863年10月，德忌利士洋行联同半岛东方轮船公司等发起，创办了省港澳轮船公司(Hong Kong, Canton Macao Steamboat Co.),先后开辟了香港、汕头、福州、厦门以及台湾之间的定期航班，成为这些航线的垄断经营者。同时收购了琼记洋行、旗昌洋行在珠江下游航行的轮船，专营穗港澳航线，确立了垄断的地位。1866年4月，这间公司从清政府手上获得了在广州虎门口外的穿鼻港装卸货物和上下乘客的权利，成为在中国非通商口岸获得此种权利的第一家外资公司。由于旗下的航运业务不断发展，德忌利士洋行遂于1883年7月成立了专门经营航运业务的子公司--德忌利士轮船公司。1897年西江开放以后，这家公司捷足先登，开辟了广州到梧州的航班。1900年又增设了香港到越南海防市的航线。

本文摘自《香港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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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经济史：公元前约4000--公元2000年
　　香港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至今已有约六千年的历史，但有关香港经济史的论述则只散见于部分论文和书籍的少数章节中，各方面都希望有一部香港经济通史的专著问世。有鉴于此卢受采教授在其女儿卢冬青硕士的协助下历时三载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香港经济史》。本书史料丰富立论严谨，条理清楚文笔流畅。这部专著在时间跨度资料广度和理论深度方面，都尽可能符合详尽真实客观准确的原则，可谓古今中外第一部香港经济通史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