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七一”，香港人说什么话？

    回归时刻—1997年6月21日
    过了“七一”，香港人说什么话？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香港人‘刨冬瓜’（说普通话）”，这是内地人嘲笑香港人说不准普通话，也是香港人常用来自嘲的一句话。类似的笑话很多，“酒肉”变成“狗肉”，“上厕所”变成“想吃茶”，“水饺多少钱一碗”变成“睡觉多少钱一晚”……越编越多，难知真假。
    但香港人终究讲起普通话来了。六月十二日香港高等法院里出现了一件破天荒的事情，高等法院大法官杨振权在审理一宗偷渡客上诉案时，突然改用普通话宣读判词，这样就可以不需要再经翻译，令不懂广东话的上诉人直接理解判词的意思。在场人士认为，杨大法官的“刨冬瓜”颇为流利。这是否预示着今后香港法院审案时，有可能越来越多使用普通话?
    另外一件有关“说什么话”的新闻，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已决定在七月一日凌晨发表就职演讲时用普通话，而到这天上午十时的特区政府成立庆祝大会上，他则会用广东话宣读他未来五年的施政理念及治理香港的重大政策。作这样的安排，可能是因为前一场合有中央要员在场，董建华讲普通话以示对他们的尊重，突出“一国”；后一场合主要讲给香港人听，董用广东话以示自己是香港人中的一员，突出“两制”和“港人治港”。
    香港回归其实就是“改朝换代”。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五十年不变”，语言则是一种测试社会潮流变动的最敏感指标，未到七月一日已开始变化。近来，在香港举办的一些学术讨论会或商业活动的开幕、闭幕仪式，就遇到“应该讲什么话”的困惑。
    这在过去完全不成问题，以外籍人士为主的场合就讲英文，如果香港本地华人占多数就讲广东话，一般稍具规模的活动，都会兼用这两种语言，只有在很个别的情况下，例如有中方要员到场或由中方背景的机构举办活动，才会听到普通话。
    但后来情况不同了。香港回归在即，普通话地位迅速上升，而且出席这类活动的中方背景人士越来越多，不讲普通话已过不去了。问题是，一个活动时间有限，要同时用三种语言无论如何是不现实的。有所取必有所失，选择题是： 取消广东话还是英文?如果只讲普通话和广东话，在场的“洋人”势必产生失落感，不是喝闷酒就是自成一伙聊天；如果取消广东话，在任何场合都占多数的香港人会有何感受?总之，这种事情只有顺其自然，慢慢摸索出一套新的社交规则，以适应“新朝”的治权结构。
    香港人本来对普通话并不陌生，五六十年代“国语”还相当流行，因为相当一部分香港居民刚从内地南移不久，中国本土文化对香港也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占主要地位。但六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延及香港，港英从此就全力推行殖民地教育，切断新一代香港人同母国的文化联系，英文加上广东话成为占绝对优势的主流语言。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在香港讲普通话仍有可能遭到白眼和歧视；在一般香港人的心目中，讲普通话是中国内地来客的身份象征，代表了落后、贫困、不讲卫生……
    台湾人到香港游览时如不表明自己来自台湾，有时也会受气，对香港留下很坏的印象。台北现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长”连战的太太连方　不久前撰文表达自己对香港九七之变的感受，说到二十多年前她同先生连战途经香港，“大街小巷闲逛一遭，只见处处摊贩，拥挤脏乱，店员只操广东话，很难沟通，先生还吃坏了肚子，一路泻回台湾，所以此后几十年都提不起再去香港的兴致”。但今年春天连方赶在政权易手前对香港作“告别之旅”时，却发现香港人“言语沟通不再成为障碍，广东话固然畅通，国语也人人朗朗上口”。
    香港人硬着头皮“刨冬瓜”的主要原因，并非九七回归的政治气候，而是受到现实利益的驱动。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对外开放，台海两岸开始经贸往来，香港人在其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香港商界早已把中国内地视为“腹地”，每天在内地做生意的香港人起码有数十万。大公司招聘雇员时，“会普通话”已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
    即使不到内地去，香港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越来越多地须同讲普通话的人打交道。更重要的变化是，讲普通话的人今天往往是香港的新“金主”，或者是未来的老板。今后很可能不是他们受香港人的白眼，而是他们不把只会讲广东话的香港人放在眼里。现实的香港人看来已发现这一潜在的危机，所以近年来学普通话再起热潮。

本文摘自《曹景行记录香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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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著名新闻人曹景行先生回顾香港回归十年历程的作品，其中真实记录了1997年六七月间香港社会的各色景象，以大量的生动细节丰富了关于香港回归这一历史事件的解读。作者长期在香港生活工作，以资深新闻人敏锐独到的观察、寓庄于谐的语言，剖析了回归以来香港在社会心理、文化心态、经济生活各方面所进行的调适以及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见证了不平凡的十年中，亚洲金融危机、非典、中国“入世”等重大事件带给香港社会、香港人的深远影响；通过一个个热点事件的评述，对香港社会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