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节：英占中期的香港经济(4)

　　

　　同怡和、太古财团不同，汇丰不是家族财团，其董事会主席由在汇丰长期供职的英籍高层人员中产生。

　　"二战"前香港英资迅猛发展，奠定了英资财团的雄厚基业，成为它们在英占后期重临香江进一步发展为大型跨国资本集团的物质基础。

　　二、华资的崛起与港英统治策略的变化

　　19世纪60年代以后，香港的华人资本（简称华资）逐步发展壮大，华人资产阶级开始形成，这是香港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

　　香港开埠之初，贸易、航运、金融等支柱性产业完全被以英资为主的欧美资本所控制，大、中型的公司企业完全由洋商开办。华商本小利微，只能开些便餐馆、杂货铺、洗衣店、面包房之类的小型店铺。数以千计的华人小贩，更是地位低下，生计艰难。华资作为一种资本类型可以说尚不存在。

　　到19世纪40年代末，洋商雇用的一部分华人买办和掮客、包税商开始发家致富`，并把一部分财富转化为资本，在洋行附股或者自立行号。进入50年代，内地不少行商、富户携带资本来港，开设了一批较大的商行和店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海外华人资本来到香港进行投资。例如1907年由澳大利亚来到香港的郭泉、郭乐兄弟（即现在的郭氏永安集团）、1934年由缅甸来到香港的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即后来的胡氏星岛集团）等。这样，买办、行商和海外华人资本就成为这一时期香港华资的三个主要来源。

　　华资是在香港成为亚洲重要的转口港的过程中脱颖而出的。也正是在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当中，香港华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华资的南北行、南洋庄、金山庄相继崛起，由经营同中国江南和华北两线的贸易扩大到经营南北两半球的进出口贸易，在香港的国际贸易领域占有越来越多的份额。1858年华资南北行、南洋庄、金山庄等只有35家，1861年增加到75家，1870年增加到113家，1881年又增加到393家，不仅本身获得了丰厚收益，而且带动了本地华资批发、零售商业的发展（见表4-1）。

　　华资的崛起，一方面靠的是华商本身敏锐的经营目光和灵活的经营手法，靠的是他们对内地、对海外市场的深刻了解和广泛联系，以及他们通过传统的行会、姓族、同乡组织建立起来的高度凝聚力；另一方面 ，也利用了香港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当时中国内地和东南亚均不断发生战争）和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港英刻意吸引各国商人来港投资经商以及"以华治华" 的策略，对华资的形成也起了一定作用。最初的香港华资并不是英资的竞争者，而往往是英资的合作者甚至附庸。特别是买办、 掮客、包税商和依靠港英给予特许权（贩运鸦片、贩运华工）而致富的华商，更是如此。

　　华资的崛起，使香港社会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华商在经济生活中开始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港英政府统计，1855年缴纳地税40英镑以上的大户共88人，其中华商18人，英商54人，其他国籍商人16人，华商还是极少数。但到了1881年，缴纳房地产税（又称差饷）3 996元以上的大户共20人，其中华商17人，纳税99 110元，每人平均5 830元；英商和其他洋商3人，纳税21 032元，每人平均7 011元。华商每人平均纳税额虽然还不及洋商，但纳税总额和纳税人数已经远远超过洋商。19世纪后期号称华人首富的礼兴号金山庄东主李升，1900年逝世时遗产超过600万元，比这一年香港全部财政收入还多180万元。德忌利士洋行买办吴，自立行号向英国出口丝、茶和其他商品，获利丰厚，在1881年香港房地产税纳税额前20名大户中居第二位。同一时期的南北行潮州帮领袖高满华、石匠出身的承建商邓元昌（邓阿六）、鸦片承包商叶晴川，以及稍晚发家的怡和洋行买办何东等等，也都拥有巨额财产。到19世纪末，华资的经营领域已经扩大到几乎与英资及其他欧美资本相等。正如当时香港著名的华人著作家、《循环日报》创始人王韬（1828-1897）所指出的："昔之华人多仰西人之鼻息，??近十年以来，华商之利日赢，而西商之利有所旁分矣"。"凡昔日西商所经营而擘画者，今华人渐起而预其间"`。可见，这时的华资已经不完全是英资及其他欧美资本的合作者，而且是他们的竞争者。在经营活动之外，富有的华商还创办了一些慈善事业和华人社团，并且纳赀捐官以取得清朝和民国初年的官爵禄位，在社会上号称"华商翘楚"，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本文摘自《香港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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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经济史：公元前约4000--公元2000年
　　香港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至今已有约六千年的历史，但有关香港经济史的论述则只散见于部分论文和书籍的少数章节中，各方面都希望有一部香港经济通史的专著问世。有鉴于此卢受采教授在其女儿卢冬青硕士的协助下历时三载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香港经济史》。本书史料丰富立论严谨，条理清楚文笔流畅。这部专著在时间跨度资料广度和理论深度方面，都尽可能符合详尽真实客观准确的原则，可谓古今中外第一部香港经济通史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