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小时候的曾荫权，对父亲非常畏惧，长大之后，他也很理解父亲的教育方式。他说，那个时代，中国人的传统教育方式都是棍棒教育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后来做事很理性，一切按部就班，有条有理，除了性格之外，大概与父亲的藤条教育方式不无关系。

曾荫权当年还在念小学三年级时，经常见到楼下停泊了一部部崭新的警车，等待装卸。有一次，他跟4个弟弟及小妹，偷偷溜进其中一辆警车里尽情玩耍，竟然连车内的仪表板也拆下来玩，结果连累父亲被扣薪赔偿，当然自己少不了挨一顿打。

其实，受父亲“严打”，已经成为曾荫权与弟妹们童年时的“必备节目”。当时父亲长期驻守偏远的粉岭，难得周末放假回家，但若发现孩子们在学业或行为上有任何差错，总会看不过眼，对孩子们“大刑侍候”，以皮肉痛楚教导他们做事要认真负责。就算父亲平时不在家，母亲也会手持“二合一”滕条，对孩子们边打边教，一点儿也不留情。

当差的父亲，对儿子的要求甚高而且严格，孩子们倘有差错，父亲便“大打出手”。而弟弟曾荫培更有一次难忘的经历。一次曾荫权带弟弟出外玩耍时，弟弟不慎撞倒，头破血流，要入医院缝针，回家后曾父即以“大刑侍候”。这是曾爸爸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曾荫培现时仍记忆犹新。

服从严格的训练

虽然父亲如此，但他们兄弟还是服从严格的训练。打，并没有损害曾荫权兄弟对父亲的尊重，反而培养了兄弟的待人接物、处事认真、性格谨慎的态度。

曾荫权对昔日“藤鞭式训练”另有一番体会。曾荫权说：“我不会体罚儿子，但我认同严格的训练。”

曾荫权忆述父亲严打的经过，他说纵使当时不好受，却始终无损他对父亲的敬爱。

当然，曾云对子女也决非一味地打骂。父亲对他们的教育，除了言传身教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求他们记周记。

自曾荫权上小学四年级开始，这位严父便要求他与二弟荫培每星期都要写一篇周记，留待他周末回家批改，以了解他们的学业和生活情况。久而久之，连篇的周记，也为曾氏兄弟打下良好的语文基础。

因工作缘故，其父只有假期方能教育子女。曾荫权及曾荫培在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实习刊物《大学线》访问时，诉说不少童年往事。当时没有海底隧道，来往市区和新界的交通十分不便，故曾父往往要在警署留宿，直到假日方可与家人共叙天伦。当时两兄弟为争取与父亲见面的机会，曾不惜展开“亡命之旅”。

1997年曾父辞世，曾荫权和弟弟曾荫培于1998年以838万港元，购回父亲的碧云楼旧居，父子的感情自然可见一斑。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老人们常说“三岁带来老来相”，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在三岁时的性格、品行能看出他长大时的样子。

大概从三四岁的时候起，曾荫权便已经开始帮助母亲操持家务，帮助母亲做一些零活，来维持生计。那时，母亲拿回来做的零活，最多的是缝制尼龙袋。当时他还很小，不会动手缝，就帮母亲做一些其他家务。后来稍大一点，在他的带领下弟弟们也都加入了这个行列，他在帮助母亲做活的同时，还要教弟弟们怎样做。

回忆那段日子，曾荫权感慨道：“穷但很开心。”

因为穷，平常的生活很艰苦，就连最便宜的青菜也很难吃上几口，很多时候，一家人是就着几块腐乳下饭，偶尔能够弄点猪油拌饭，只有在一些特别的日子里，比如生日、节假日，母亲才会买上一条鱼、几两肉什么的，一家人才算是沾上了一点荤腥。那就是难得的美餐了。

在曾荫权眼里，父亲虽然没有读过几年书，但对知识有强烈的渴求，深知知识对于谋生的重要。所以，有一种信念是父亲自始自终没有改变的，那就是无论多穷，他都要送孩子们上学。即使没有能力供孩子读上好的学校，就是普通的学校，也一定要供孩子上。

曾荫权在很小的时候便被送进了幼儿园，那时，他们还住在湾仔，所上的幼儿园是湾仔的慈幼。稍大一点该上小学了，父亲便将他送进了育才小学。接下来，警署给父亲分了一套房子，他们全家搬进了荷里活道的警察宿舍，曾荫权也就转到了警察小学。               
               

本文摘自《香港骑士曾荫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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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骑士曾荫权 曾荫权生于清贫之家，他曾是为生活而奔波的推销员；他服务过不同的政府，凭着硬朗、务实的作风，步步高升；他曾作为政务司长统领全港公务员大军；他曾说：“我是流香港的血、饮香港的水，绝对不会出卖香港人”他宣称：“用心、务实、为香港”他是真正“本土出品”的政务精英；他在香港是一个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