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何志平―承受落差无怨无悔

　　何志平：香港特区民政事务局局长

　　10、何志平――眼科权威　弃医从政

　　2002年7月18日，何志平第一次步入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办公室。从这天起，他已预计到未来的日子将是波澜起伏，绝不可能再有自己过去在眼科医生诊所那样的平静舒适。他强调自己的职责是"为小市民解决小问题"，将"尽心尽力，无怨无悔"。

　　何志平弃医从政前，1988年就成为全港首位眼科全职教授，曾任香港眼科医学会会长，拥有英美等国的专业资格，并就"玻璃体切割手术治疗视网膜脱离"著书立说，是国际公认的眼科权威。他曾为邓小平诊治过眼病，1989年还亲自操刀为前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摘除白内障。

　　在出任民政事务局局长前，他担任的公职不仅限于医疗方面。他曾任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和选举委员会委员，临时市政局议员，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香港政策研究所副主席，他还曾服务于香港中医药发展筹备委员会等机构。民政工作具体烦琐，市民的需要也很细微。何志平不厌其烦，微中入手，为市民做了一件件实事。振兴粤剧、筹办2009东亚运动会、成功争取协办北京奥运马术比赛、解散康体发展局成立体育事务委员会、保护文物古迹、恢复抢包山民俗活动和国际龙舟赛等，看起来虽多少有些庞杂，却无一不是市民关心的话题。

　　2005年7月，在香港一份时常对政府官员很不客气的报纸上，一天竟破天荒登出了一篇赞扬何志平的署名文章，基本上如实反映了他的情况和特点。

　　"我对何志平的直觉感受，是善良有诚意的人，我觉得一个新时代的中国高官，最主要的是具有品格和文化内涵，而不是像西方政界那种无人格又满口正义的政客。何志平起码在先决条件上，似是具备这些特质。

　　"与何太胡慧中已有多年未见面，从前在艺人之家认识，她曾和我讨论《左传》与四书，使人惊讶这位艺人的才学知识与众不同。后来一别多年，知她嫁了何医生，如今再见面，风采依然，而其先生亦非等闲之辈。与何志平谈，发觉没有官僚味，似乎甚有真诚而不具心机，像朋友多过高官。"

　　在香港多元化的环境里，为官不易。对此，何志平有自己的认识:"不被别人所了解，或被人误解，甚至遭受不公正的对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依法施政，以民为本。"

　　在特区政府高官中，何志平也是一位敢于公开表明自己政治观点的人。2005年母亲节，他在香港媒体上有感而发撰文说: "亲恩如大地，宽厚慈祥，不论你如何作为，大地都支持你，包容你，不计较你坐在肩上，踏在身上。一家如是，一国又何尝不是如此？祖国在香港回归后，何尝与香港计较过？香港的吵闹喧哗，只要是儿女发出的声音，我想国家都不会觉得难听，都会包容，毕竟是刚回家的孩子，欢喜还来不及哩。孩子病了，或者生活有了困难，国家马上出手援助，救子女于水火脱离灾难……"

　　11、何志平――承受落差　无怨无悔

　　中学时代一起就读香港男拔萃书院的同学说，何志平是个奇才，他是读完音乐再读医的，居然成了眼科权威。何志平学生时期曾醉心小提琴，中六时夺得电台举办的音乐节奖学金，1968年赴美国进修音乐，其后改念化学、物理，最后在田纳西州温德宝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完成后，他在美国当了一段眼科医生，之后在哈佛大学任教，1984年返港在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当教授，1994年起私人执业。据他当年的助手说，他把音乐融入医疗，"同病人做手术时一定会播古典音乐给病人听"。而音乐还使他体悟到如何从政:"初期接触时可能感到辛苦、气馁或艰难，但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不同的体会。"

　　弃医从政，何志平失去的不仅是丰厚的收入，还要承受从专业权威到每天面对责难甚至人身攻击的落差。但对他来说，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冷落了家中至爱的妻小。2005年6月18日父亲节前夕，他在题为《寄女儿》一文中写道:

　　"我并不是一个很成功的父亲。最失败的就是没有很多时间陪伴我5岁的女儿。有时候半夜回家，带着内疚静静地倚在床边，看熟睡的女儿，是那么美丽，一日的疲累减去大半，更会决定明天一定要抽时间陪她玩，但这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承诺。因为公务繁忙，很多时候都觉得对不起她们。……每天最快乐的时间，就是早上上班之前与太太和女儿围在一起的时光，在完全属于我们的私人空间里谈谈情，说说笑。"

　　多年前，何志平与前妻生下一子一女时，正专心为事业冲刺。"当时还年轻，以为还有很多日子，对与子女的相处没有现在这样珍惜，心思也没有花那么多。"1997年他与影星胡慧中结婚并生下爱女后，一家三口非常恩爱。本书作者2003年初第一次采访他时，他特意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和太太及女儿的影集给本书作者欣赏，还一边不停地介绍拍摄的时间和地点。如今，有心多些时间陪伴妻女，却由于公务繁忙成了奢望！"现在要为整个香港服务，加上民政范畴很广阔，特别是周末社会活动特别多，差不多一星期要做足七天。"话?中带着莫大的遗憾和歉疚。

　　被问及做出弃医从政的选择是否后悔时，何志平坚决表示：绝对没有后悔！"我反而觉得非常幸运，有机会为更广大的人民服务。我曾经希望做个好医生，对人民有一定的贡献，但后来我感到靠自己的一双手，每天最多也只能治好20个病人，因此我就决定在医学院教书。如果培养出10个学生，每个人每天能为20个病人解除痛苦，每天就可以为200个病人服务。后来我了解到，这个过程还是太漫长了，我就思考如何尽快地把我的知识让最大量的人可以受益，最好的途径就是参与政策的制订……"

本文摘自《领袖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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