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贸易的真谛：以茶驭番（2）

　　对于贸易的另一方——西北藏民，朱元璋要求：三千户每三户出马一匹，四千户则每四户出马一匹。马匹的进贡与赏赐同时进行，由政府定价，物物交易。在边贸市场，无论是交易物品的种类、数量，还是交易时间、地点，乃至进行交易的对象都由明政府规定。

　　明初茶马贸易的规模，我们可以从洪武四年（1371年）户部的上书中略窥一二：陕西诸县茶园45顷，茶树86万株。四川238万株。规定茶税十取一。无主茶园命令军士进行种植，茶税十取其八。由此，茶税所得为陕西2.6万斤，四川100万斤。

　　第二年，朱元璋在秦州（后改为西宁茶马司）、河州、洮州设置了茶马司，专门负责茶马贸易。茶马司设有司令、司丞各一人。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大使为正九品、副使为从九品。与此同时，又建立茶课司进行茶叶征收。再设批验所对茶引（通常每个茶引可以贩茶100斤，课税数百钱）、茶由（贩茶不足一引的称为畸零，茶由就是贩卖零星茶的执照）的真假进行鉴别。

　　最终，朱元璋设计出了“金牌信符”，金牌居中上写“皇帝圣旨”，该行字的下左方写着“合当差发”，下右方写着“不信者死”，最下边为“下号金牌降诸番，上号藏内府以为契，三岁一遣官合符”。朱元璋还规定：只有见到持金牌信符的政府官员才可以与之进行茶马贸易，无者则以私茶贩卖论处。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命曹国公李景隆到西凉、西宁等西北边境颁发了41面金牌铜符，强行要求少数民族纳马。为了防止走私茶叶，朱元璋每月都派遣官员奔赴陕西、四川等地进行巡察。

　　私茶的判定以无茶由、茶引，或茶引、茶由与货物不符为标准。对贩私茶者的惩罚比对贩私盐的处罚要重，“私茶出境者斩”，对于边境守将也是死罪。对于贩私茶的规定，大概到了景泰年间开始放宽。成化以后，商人渐渐可以贩茶。特别是到了弘治年间，招商中茶之后，茶商可以运最多3000斤茶（30引），其中1200斤交给官方，余茶可以进行贩卖。

　　对私贩盐茶的处罚尽管很相似，但二者又有区别。贩私盐的主要惩处对象是明朝的官吏和汉人私盐贩卖者。对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同胞，因为生活所需而私贩少量的茶叶，不给予处罚。即使如此，处罚也是非常严厉的，死罪必不可少。但即使如此也抵挡不住贩卖私茶所带来的巨额利润的诱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朱元璋的本意是将茶叶作为控制工具而不是商品，所以，采用的方式是压低马价抬高茶价。显而易见，这会使少数民族地区吃亏。

　　这种情况不可能长期存在。因此，茶马的比价起伏非常大。最终，洪武十六年（1383年）八月，兵部提议：河州茶马上马每匹给茶40斤、中马30斤，下马20斤。这种低廉的马价，显然不符合马的实际价值，因此，马价一路上涨。四年后的洪武二十年（1387年）六月，马价已经到了962斤一匹。两年以后，继续上涨到1800斤左右一匹。永乐七年也达到了1186斤左右一匹。

　　显而易见，40斤对1800斤这种中央与地方马价的差别是如此悬殊。最终，政府将比价调整为上马一匹120斤，中马70斤，驹马50斤。与此同时，大力实行茶禁，以期茶禁之后茶价能够上扬。其后，果然茶叶价格上扬，宣德十年，84斤左右一匹；正统十二年43斤一匹；正德三年87斤一匹。如果折银的话，弘治前每斤茶折银0.02两左右，弘治朝则上升到0.05两。

　　对于每日一变的兑换数字，许多人都为之发愁。有的人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有的人则是为了国家利益。杨一清这位明朝的治世能臣，在弘治年间就曾为此做过算术题。

　　

本文摘自《翻翻明朝的老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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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从明朝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入手，讲述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从而，讲述了作为当时世界第一经济、军事、文化强国的明朝为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