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末日离我们还有多远？（3）

　　这是不是表示经济学家必须面带愚蠢的微笑，并且让看不见的手去处理欠发达国家的污染和饥饿问题呢？不是的。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更充分地讨论污染问题，但是现在的经济学家必须承认，污染问题常常代表了亚当-斯密简单模型的漏洞。可以把污染看做经营的成本，但是，如何区分烟雾污染与劳动力成本、机器成本或租金呢？公司要支付后3项成本，它们是公司运营的“内部”事务，但公司不会为污染付费。这是一个“外部”效应，它由社会来埋单，大众要付出呼吸污浊空气的代价。结果呢？制造商生产的商品大大超过了它应该生产的数量，因为生产成本要比它真实的成本低。为了得到理想的生产数量，除了承担正常的成本外，制造商还要被迫承担污染环境的成本。为达到此目的，经济学家通常建议征收污染税。

　　马尔萨斯陷阱似乎更贴近于欠发达国家的情况，在这些国家，良好的公共医疗保健设施减少了死亡率，但它们的出生率依然居高不下。但是，尽管存在着悲观主义，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教育宣传、节育补贴，以及伴随着经济发展自然实现的“人口变迁”，许多贫穷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已经下降。在巴西，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惊人的出生率下降归功于从电视节目中展现出来的中产阶层的态度，这种出生率下降挫败了20世纪70年代的预言。另一方面，降低出生率的做法在有些社会是备受争议的。在中国，政府降低出生率的政策好像特别严厉，而在其他国家控制生育的政策是蔑视传统和违背宗教戒律的。尽管如此，在斯里兰卡、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几个邦人口出生率还是获得了大幅的下降。新加坡观察到华裔的出生率骤然下降，且速度太快，以至于开始担心人口负增长的问题。在“两个孩子足矣”这个口号喊了20年之后，新加坡官方宣布：“三个孩子不嫌多，再多也行，只要你能养得起！”

　　同时，贫穷的国家正在提高它们的农业产量。中国和印度的人口超过世界人口的40%，以及贫困人口的大部分。然而，在最近的15年里，这两个国家都在农业上实现了接近自给自足的水平。1978年，中国开始调整其农业部门的结构，从中央计划的生产单位转变成权力下放的市场主体。随着最终允许浮动，价格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经济信号，产量也实现了大发展。

　　

本文摘自《经济学大师们》

---

　　 在过去的200年里，经济学作为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伴随着社会发展、人类历史沿革、技术革命、经济循环、政治变迁等，从高居神坛之上到现在走入寻常人的生活，其发展历程既充满了跌宕起伏，也伴随着无数褒奖和争议。
　　150多年以前，苏格兰评论家托马斯R26;卡莱尔给经济学贴上了“沉闷的科学”的标签，但在本书的作者托德看来，完全不是这样。本书就像一部有温度、有质感的黑白纪录片，不仅清晰地梳理了数位历史上有分量、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和经典理论，生动地讲述了他们的人生故事，而且用一定的笔墨，介绍了此大师与彼大师的个人关系以及在学术观点方面的交锋，将一幅比较完整的经济学人和经济学思想的历史画卷，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