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逃离与底层沦陷（3）
杨锦麟先生微博说：某地见某退休高官，他主动谈及权贵资本主义的概念，远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刻，可见即使在高层，对几乎已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权贵资本结合现象，认识是深刻的，也知道任其坐大，影响深远，但老人家长叹了口气说，都明白，都了解，只是力不能及啊！力不能及之语，极具震撼力，至少当时我听了之后，感觉震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少年爱心大使、新锐作家、社会活动家刘思宇则提到台湾立法委员洪秀柱上大陆微博，感觉受不了：“希望通过微博了解这个社会，只用了两天，就没勇气再看下去。太多太多的事情骇人听闻，太多太多的事情让人悲痛欲绝。这个社会里见不到的‘仁义礼智信’信仰，甚至没有‘伦理与道德’，公平和正义在这里都是愚蠢的行为，无法理解。”
我们受不了也得受，谁叫你生在中国大陆？谁都不行动，只能等着中国这艘船一起沉没。2000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先生呐喊：改革正在过大关。今天的中国，仍然正在过大关。11年过去，这个关隘更明晰了：我们要过权贵资本的大关。权贵资本正在成为改革开放的掘墓人。遏制权贵资本，不能寄望于自上而下的管制，管制越多，权力越大，腐败的空间也越大。况且，权贵资本错综复杂的利益和权力关系，事实上也在消解法律和中央权威，“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是也。民众更不能对权贵资本作壁上观，看戏一样看他们在台上你死我活地厮杀！须知，他们的战争，炮灰都是美丽的自然环境和逃无所逃的普通百姓！
普通百姓的个人力量固然不如国家领导人大，但是，群起而为的曝光和媒体运动却能够使黑幕一点点暴露在阳光和监管者的眼皮底下，从而使权贵资本有所畏惧、有所收敛，恶行得到惩罚和遏制。黑暗最怕的不是权力，而是阳光。眼下的中国，迫切需要的就是“扒粪运动”，让阳光和公开化来洗涤污垢和罪恶。
对于当代中国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双双退出的两股移民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则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作了阐述，他提到了现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观点。1970年，赫希曼发表了一部题为《退出、声响和忠贞：响应公司、组织和国度的败落》的作品。在这本作品中，赫希曼议论了公司、组织和国度是如何苍老及其如何制止衰败的几种门道。依据他的研究，组织衰败的首要缘故在于失掉组织成员的“忠实”，即假使组织成员“退出”了组织，那么组织必定没落。因而万一要阻止组织的苍老，即将保持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贞”。如何维持组织成员的忠实？两种门道。一是组织为其成员供给中意的效劳，二是准许组织成员发布“声响”，批判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善其效劳。但万一组织不能为其成员供给如意的效劳，或许在组织成员不满的情形下不允许发布“声响”，或许在组织成员发布“声响”后效力仍旧得不到改进，假使存留“退出”机制的话，那么组织成员就会挑选“退出”。一旦抉择了“退出”，那么组织的败落将变得不可防止。简单说来，眼前展现的知识“退出”潮反映出一个很主要的信号，即人们对“声响”机制的效用丧失了信心（常年对国内教育体制的批评得不到回应和改进），对一些体制失掉了信心，开始抉择“退出”机制，亦即平时人们所说的“用脚投票”。财产的“退出”也有近乎同样的背景。历史上，移民的大多是社会的下层，是贫苦得生活不下去的社会群体。但这一波移民的主体则是（上层）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作“退出”的抉择，也同样解释了这个团体对有关现存法度系统正在失掉信赖。一旦发了财，就会被各级权柄者所盯上。一旦被权柄所盯上，再多的财产也是无力抵御的。权柄者时常可以用各种方式把财富拥有者弄得家破人亡。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权柄者不作为，过头“亲商”，和资本一体，形成了收入差别过高，社会高度瓦解，结局是仇富心理盛行于一些社会阶层，有产者觉得不安全。两种情形下，财富拥有者也大多会作“退出”的抉择。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原本就不大，随着中产团体挑选“退出”，中国社会的下层集体必定放大。这也是目前中国的一个趋向。随着知识和财富的“退出”，中国的内部变革就会变得越来越艰难。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和财富阶层是中国社会上最有能耐发布“声响”的两个集体，一旦这两个团体抉择“退出”，变革必定缺少动力。在知识和财富“退出”之后，中国还能留下什么？这个问题好像很容易，那就：愚蠢的权柄和连续的贫苦。
这是一本全面系统地读懂中国的书。为什么经济增长那么快，人们的生活却备感压力？为什么物价会那么高？为什么中国农民勤劳却不富有？为什么知识和财富精英竞相移民海外？什么原因导致道德沦丧、底线失守？垄断国企的利润神话可以持续多久？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秘密何在？30多年的“黄金期”已经过去，我们还有多少个黄金期？今天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
本书以百年的视野看当代中国，为您提供了宏大而精深的视角。作者将百年中国分成三个时代浪潮：第一个时代浪潮，是基于浪漫理想主义的计划经济时代，政治上则是“斗争时代”；第二个时代浪潮，是政治上全面转入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的“镀金时代”，一切向钱看，经济飞速发展，人人急功近利，GDP突飞猛进，但自然环境和道德人心受到极大破坏，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许多人失去安全和灵魂的故乡；第三个时代浪潮，是中华复兴的必由之路，政府职能彻底实现由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社会进入经济民营、政治民主、社会法治的“进步时代”！
我们受不了也得受，谁叫你生在中国大陆？谁都不行动，只能等着中国这艘船一起沉没。2000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先生呐喊：改革正在过大关。今天的中国，仍然正在过大关。11年过去，这个关隘更明晰了：我们要过权贵资本的大关。权贵资本正在成为改革开放的掘墓人。遏制权贵资本，不能寄望于自上而下的管制，管制越多，权力越大，腐败的空间也越大。况且，权贵资本错综复杂的利益和权力关系，事实上也在消解法律和中央权威，“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是也。民众更不能对权贵资本作壁上观，看戏一样看他们在台上你死我活地厮杀！须知，他们的战争，炮灰都是美丽的自然环境和逃无所逃的普通百姓！
普通百姓的个人力量固然不如国家领导人大，但是，群起而为的曝光和媒体运动却能够使黑幕一点点暴露在阳光和监管者的眼皮底下，从而使权贵资本有所畏惧、有所收敛，恶行得到惩罚和遏制。黑暗最怕的不是权力，而是阳光。眼下的中国，迫切需要的就是“扒粪运动”，让阳光和公开化来洗涤污垢和罪恶。
对于当代中国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双双退出的两股移民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则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作了阐述，他提到了现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观点。1970年，赫希曼发表了一部题为《退出、声响和忠贞：响应公司、组织和国度的败落》的作品。在这本作品中，赫希曼议论了公司、组织和国度是如何苍老及其如何制止衰败的几种门道。依据他的研究，组织衰败的首要缘故在于失掉组织成员的“忠实”，即假使组织成员“退出”了组织，那么组织必定没落。因而万一要阻止组织的苍老，即将保持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贞”。如何维持组织成员的忠实？两种门道。一是组织为其成员供给中意的效劳，二是准许组织成员发布“声响”，批判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善其效劳。但万一组织不能为其成员供给如意的效劳，或许在组织成员不满的情形下不允许发布“声响”，或许在组织成员发布“声响”后效力仍旧得不到改进，假使存留“退出”机制的话，那么组织成员就会挑选“退出”。一旦抉择了“退出”，那么组织的败落将变得不可防止。简单说来，眼前展现的知识“退出”潮反映出一个很主要的信号，即人们对“声响”机制的效用丧失了信心（常年对国内教育体制的批评得不到回应和改进），对一些体制失掉了信心，开始抉择“退出”机制，亦即平时人们所说的“用脚投票”。财产的“退出”也有近乎同样的背景。历史上，移民的大多是社会的下层，是贫苦得生活不下去的社会群体。但这一波移民的主体则是（上层）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作“退出”的抉择，也同样解释了这个团体对有关现存法度系统正在失掉信赖。一旦发了财，就会被各级权柄者所盯上。一旦被权柄所盯上，再多的财产也是无力抵御的。权柄者时常可以用各种方式把财富拥有者弄得家破人亡。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权柄者不作为，过头“亲商”，和资本一体，形成了收入差别过高，社会高度瓦解，结局是仇富心理盛行于一些社会阶层，有产者觉得不安全。两种情形下，财富拥有者也大多会作“退出”的抉择。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原本就不大，随着中产团体挑选“退出”，中国社会的下层集体必定放大。这也是目前中国的一个趋向。随着知识和财富的“退出”，中国的内部变革就会变得越来越艰难。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和财富阶层是中国社会上最有能耐发布“声响”的两个集体，一旦这两个团体抉择“退出”，变革必定缺少动力。在知识和财富“退出”之后，中国还能留下什么？这个问题好像很容易，那就：愚蠢的权柄和连续的贫苦。
本文摘自《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
这是一本全面系统地读懂中国的书。为什么经济增长那么快，人们的生活却备感压力？为什么物价会那么高？为什么中国农民勤劳却不富有？为什么知识和财富精英竞相移民海外？什么原因导致道德沦丧、底线失守？垄断国企的利润神话可以持续多久？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秘密何在？30多年的“黄金期”已经过去，我们还有多少个黄金期？今天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
本书以百年的视野看当代中国，为您提供了宏大而精深的视角。作者将百年中国分成三个时代浪潮：第一个时代浪潮，是基于浪漫理想主义的计划经济时代，政治上则是“斗争时代”；第二个时代浪潮，是政治上全面转入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的“镀金时代”，一切向钱看，经济飞速发展，人人急功近利，GDP突飞猛进，但自然环境和道德人心受到极大破坏，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许多人失去安全和灵魂的故乡；第三个时代浪潮，是中华复兴的必由之路，政府职能彻底实现由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社会进入经济民营、政治民主、社会法治的“进步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