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三农到新三农

　　当年我国一位三农问题专家在贵州考察时发现一个现象：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月工资只有数百元。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有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要远超过了我们口头上所说的重要性。30多年的改革开放，前十多年农村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农民是改革的最早收益者之一，但农村在1990年代以后的发展缓慢了，在有些地方就是停滞了甚至是倒退。农业设施，土地，农民的收入，农民的保障，农村的卫生等在1990年代后一直在被透支着。农民看病难，看不起病，没有地方看病，农村面临着清洁水资源的短缺和污染。中国经济需要可持续发展。我们一直说要扩大内需，采取的往往是增大基础建设投资，或者说增加公务员工资……，而恰恰忽视了改善农民工的权益。粮价上涨的速度慢于生产资料的上涨速度，在农民支出比例中占最多的教育和医疗费用一直在增加，而收入增加有限，中国农民有比富有人群更多的内需但却没有购买能力。

　　近十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由老“三农”问题又衍生出“农民工、失地农民和农村土地”“新三农”问题。新三农问题是我国农村问题在新时期的集中表现，其中隐含着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农村和赖以生存的土地，涌入了城市。农民离乡进城务工，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农村的最直接冲击。现在中国农村适龄劳动人口的大约一半，即约2.5亿的中青年农民转到非农产业就业。国务院研究室《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已有三分之一的农民成为农民工，从事非农产业。农民工在第二产业占到70%，在第三产业中占60％。这说明农民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就是因为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低成本的劳动力可以生产出廉价、有竞争力的商品。所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外贸的持续高增长，农民工功不可没。但农民工在城市中却普遍地遭受到歧视，受到不公平待遇。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处于城市社会的最低层。有调查结果表明，在中国城市社会的100种职业的排位中，农民工居于第94位。中国农民工缺少发展权。无地农民、失地农民、外出打工农民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地位普遍较低，获得文化和社会文明成果的能力较弱，

　　在“新三农问题”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失地、失业的农民。由于 “国家建设”、“经济园区开发”、“乡村集体圈占”，农村土地在向农业以外领域转移，这是失地农民形成和增加的根源。据统计，在转变用途的农业土地中，政府征用约占50％，乡村集体非农建设占30％、用于其他目的的占15％，流转中消耗的土地约占5％。按照用途划分，工业用地约占80％，公益性用地（如公路、学校等）占10％，其余为经营性用地。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将是中国将要长期面对的一个问题。中国10多年的经营城市运动，使土地增值的收益成为最大的收益，但是这部分收益没有公正、公平地分配，这成为现阶段利益矛盾和冲突的焦点。由于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利益一直受到侵害，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应当获得的土地收益，往往被开发商所侵占，他们被征用的土地往往得不到合理的经济补偿。这其实正体现了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潜在危险，即经济增长的利益被部分人独享、大部分民众被排斥在外。实际上，无地农民是一个比失地农民更大的群体。据调查研究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至少有10％的人口无地。中国上亿计的农民在城市化圈地运动中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而且他们中很多人在失地的同时也成为无业游民，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潜在不稳定因素。

　　

本文摘自《大变局时代，我们怎么办》

---

　　 “凯迪社区”浏览量过千万，帮你清晰把握时代脉搏。一本信息量巨大的经济通俗读物，人人都能读懂！
　　本书作者以独到深刻的分析，把脉中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如庖丁解牛般剖析了通货膨胀、房地产、股市、人民币升值、大宗商品定价权等热点问题。本书以金融世界的灵魂——美元的升、贬值为主线，将中国当今热点问题放在全球宏观经济的大背景下进行立体分析，深入地揭示了各种问题的根源以及未来的长期发展趋势。
　　作者视角独特，观点新颖，通过深入浅出的语言让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纤毫毕现。本书实为深入解读中国经济问题和把握未来投资趋势的难得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