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历史之争：问题的产生

　　经济体制和经济人成了西方经济学界关注的两大独立课题，这是西方经济学中长期存在的理论与历史之争发展的结果。西方经济学从其形成的最初之日起，就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的困局。

　　一方面，自李嘉图以来，正统派经济学家们就清醒地意识到，不研究和运用抽象的一般经济理论，就不可能认识实际的经济当中的因果联系。他们认为，在实际的经济当中，一切经济活动都处于一个相互联系的总体之中，认识了这些总的联系，才能认识经济实际。但是，由于经济实际中的联系过于复杂，因而很难通过直接的观察来把握这一实际。19世纪末，西方各国工人的工资曾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根据直接观察到的历史资料，可以找出十多个原因来说明工资的这一提高；但是，这样显然不能对这一现象作出系统的、清楚的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认识经济实际中的复杂联系的唯一方法，就是充分运用思维的力量，先提出关于经济过程联系的一般性问题；再进一步进行理论分析，把复杂的事态分解为不同组成部分，构思出思想的模式，再在这些模式中，通过改变某一种力量而找到我们所要探索的那些因果关系，从而得出关于必然的联系的一般适用的陈述。这种抽象的一般陈述就是西方经济学界所说的“经济理论”，为得出这些理论而进行的一般研究就是理论研究。而对经济实际的说明，则要借助于运用这样得出的抽象的经济理论。从西方经济学产生之日起，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派经济学家们就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这种抽象的一般理论研究上，以至于在西方经济学界内部，所谓一般的“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主要就是指研究和运用经济理论的“理论经济学”。

　　但是另一方面，在西方经济学中又几乎总是存在着一股势头极大的思潮，它极为强调具体的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人们普遍承认，经济过程是个别的。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经济过程各不相同，每一次都各有自己的特点。而这种个别性又来源于经济过程的历史性。不知道汽车大王福特的经营活动，就无法得知美国的底特律市是如何形成的；不了解1870年的普法战争及其带来的法国巨额战争赔款，就无法说明19世纪下半期德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日常经济生活总是取决于国家的自然状况、居民的种族和教育，取决于传统、人的信念、各种制度，取决于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政治结构，一句话，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不掌握个别的、具体的历史情况，就根本无法认识实际的经济，更谈不到把握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因果关系。基于这种认识，西方经济学中也不断涌现出一些极有洞察力的经济学家，他们反对把一般的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变成一门纯理论的科学，强调经济学不能脱离个别的、具体的历史研究。

　　西方经济学家们通常都把经济学视为一门经验科学，把揭示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因果关系看成经济学的主要任务。而当他们着手完成这个任务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必须把日常的经济生活看作当时的个别历史形势的一部分，以免脱离实际；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把日常的经济过程看作一个一般的理论问题，以便通过理论上的准备工作来把握现实中的各种联系。把经济生活仅仅看作个别的历史问题，或者仅仅看作一般的理论问题，都不能把握各种实际的因果关系，从而无法说明具体的经济生活。正因为如此，从西方经济学诞生之日起，西方经济学家们就在致力于走出这种两难的境地，处理好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正是在这种理论与历史之争当中，经济体制和经济人这两个课题才逐步清楚地突出起来，独立化为两个专门的研究课题。

　　到20世纪初为止，西方经济学家们解决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关系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基本类型，这就是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这三种研究方法相互撞击的过程中，经济体制和经济人这两个问题变得日益突出。为了说明这两个问题是如何在经济学界内部产生的，本篇将主要从如何处理理论与历史的关系的角度，分别探讨古典经济学、历史学派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本文摘自《弗赖堡学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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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赖堡学派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久负盛名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政策主张曾经为二战后的德国提供了理论支持，使德国迅速崛起，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直到今天，弗赖堡学派在德国政界、经济学界和民间都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广泛信众。体制问题一直是经济中人们关心的问题。而在弗赖堡学派之前的经济学流派中，理论家们却对这一问题没有明晰的认识，一直到瓦尔特·欧肯与历史学派决裂，并创立了弗赖堡学派，确立了将“经济制度”作为经济学的核心框架的思想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制度因素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弗赖堡学派在学术上的又一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