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准入（1）

　　市场的效率不仅依赖于现有企业的行为，还依赖于新企业的进入与无效率企业的退出。进入和退出过程决定市场结构与效率的动态机制。尤其如熊彼特（1934）所想见的，经济发展涉及到一个“创造性破坏”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技术创新中的竞争发挥着过滤器的作用――优胜劣汰。

然而，没有任何一般性理论证明，私有经济中企业的市场均衡数量从社会的角度看必然是有效率的。相反，一些理论模型已表明：市场均衡倾向于导致过度准入；即就社会最优而言，企业数量过多（Mankiw and Whinston, 1986; Suzumura and Kiyono, 1987）。特别地，时常有人辩称：对进入具有规模经济的产业应当设限，因为自由准入可能导致不如人意的固定成本重复（Vickers and Yarrow，1988）。

对许多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来说，过度准入和重复建设是私有制的罪恶。他们声称，过度准入和重复建设在国有制下能够被消除，因为不同企业间没有利益冲突，所有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即使当过度准入和重复建设确因某种原因发生，政府也可以通过行政干预（诸如关停并转式的调整）来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经验显示恰恰相反。国有制非但未能消除过度准入和重复建设，当与西方经济相比时，它导致的过度准入和重复建设更甚。即使在改革前的体制下，当政府制定所有事关进入与退出的决策时，过度准入与重复建设也构成一件最为严重而持久让政府头疼的事。许多周而复始的行政性改革被启动以处理这个问题。自改革开始以来，诸多准入限制已被逐渐废止，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都已获得了巨大的投资决策权。更多产业也逐步对私人投资者和外国投资开放。结果，过度准入和重复建设恶化了。我们所观察到的是，除极少数国有垄断部门（诸如石油、铁路、航空和银行）外，中国多数产业都容纳了过多小型的“原子”企业，没有占支配地位的参与者。就企业数量而言，中国经济或许是“竞争”最激烈的经济。与西方和甚至许多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多数产业的集中度要低的多。例如，在15个制造业部门，仅石油冶炼部门具有4家企业占百分之40以上的集中度，三个部门在百分之20－30之间，而剩下的11个部门则都在百分之20之下（5个低于百分之8）（殷醒民，1996）。

我们还发现，与过度准入和重复建设一道，有效率的并购也更难产生。快垮掉的国有企业对被接管和关闭极为抗拒。即使无力偿债的企业也毋须退出。正如海尔集团CEO张瑞敏所生动描述的，国企只要一息尚存，它就不愿被吞掉。

为什么在国有制下准入过度更甚，重复建设更严重？为什么在国有部门中完成并购更为困难？国内的一种普遍论点是，过度准入和重复建设源于“地区、部门和企业的自我利益”。例如，在中国的税收分配体制下，地方政府一味为了增加地方税收和就业而盲目进行投资和建设新工厂，忽视社会效率；经理人抗拒被接管，因为他们担心失去其职位与权力。然而，这类论点仅仅说明了问题的存在，而未提供答案。毕竟，不能说国有制下的利益比私有制下的利益更分散。在私有经济中，每个企业都是一个具有其自身目标的独立实体，它进行投资决策以最大化其利润。然而，我们尚未观察到过度准入如在中国那样普遍。相反，并购――友好的或恶意的――都时常发生。

本文摘自《市场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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