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儿的妈妈税最低？（2）

　　妈妈税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最高，那里的母亲几乎承担着全部照料的成本。在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则最低，在这里，带薪的产假和公立学前班使母亲轻而易举地既照顾了孩子，收入又不受损失。

　　在遭遇到残酷现实之前，多数女性不会考虑妈妈税问题。弗吉尼娅-戴利是一位室内设计师，就职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安泰人寿保险公司。她在那家公司干了10年，业绩经常被评优，又加薪又升迁，但1993年她被辞退了，丢了年薪46 640美元的工作。那时她刚有了一个孩子，想根据公司的明文政策调换一个更灵活的作息时间，却被炒了鱿鱼。

　　开始，不仅她申请灵活作息时间的要求被拒绝，而且随着公司大量裁员，她的工作量反而增加了。1992年底，失望的戴利又听说安泰的主席罗纳德-康普顿由于支持家庭产假计划而获全美妇女决策委员会颁发的“好男人”奖，不禁火冒三丈。（安泰公司连续作为雇用母亲的最佳公司被列入《上班族妈妈》杂志的年度排行榜，1992年又被家庭和工作研究所吹捧为全美4个“对家庭最友善的公司”之一。）

　　戴利给康普顿草草写了张便条，说：“提到支持妈妈们灵活的时间安排，公司离获奖还远呢。”便条最后写道：“其实安泰的员工还享受不到既能照顾家庭又不牺牲事业的选择。继续在安泰职员和全国媒体面前装模作样真是昧良心。”

　　3个月后戴利被辞退，理由是业绩不佳。

　　她起诉了，案子到1997年才审理。安泰坚持认为，戴利丢饭碗的原因是不能胜任公司裁员（还有她生孩子）后增加的业务。陪审团的意见和安泰基本一致，而且也认为，戴利抱怨的许多员工都没有享受到体谅家庭的作息时间，不是一个公共问题。因此，她写给康普顿的便笺不属于“受保护的言论”，这种言论是指使雇员有权免受报复的重要声明。戴利输了官司，后来的上诉也输了。

　　（法庭对公司领导层以下的所有雇员进行了调查，得到的信息证实，1991年1月1日到1993年3月1日，那些希望一周内有部分时间在家工作的员工曾提出申请，被批准的不足一半。多数想分担或压缩几周工作的请求也都遭到拒绝。另一方面，大部分想做非全日工—通常是每周30小时—的员工却得到许可。）

　　宣判后，陪审团团长对戴利的律师菲利普-斯蒂尔说，?管大家很同情戴利，但也觉得她也许“太夸张了”。斯蒂尔对我说：“他们觉得又带孩子又上班实在太辛苦。他们的想法是，一位母亲怎能这么干，而不是公司怎能这么干？”

　　这让戴利没少破费。她算了一下，在离开安泰的5年里，她做非全日的咨询工作，收入在9万到15.4万美元，比在公司要低。这还不包括安泰每年为退休津贴上缴的金额。戴利对我说：“我想如果在安泰再干10年，公司为我的津贴支付的金额就会超过2.5万美元。到我退休时，这个数字将上升到6位数……大家应该知道，一旦有了孩子，收入肯定要减少。”

　　

本文摘自《妈妈值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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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担任着管家、厨师、司机、教师、心理咨询师，一人独当多面，辛劳一年却分文没有。而且，只要一说起也应该给妈妈们发工资，人们就会辩驳：辞职当全职妈妈，是母亲们自己的选择！履行妈妈的职责天经地义，发工资是亵渎了这个神圣的使命！男人们在独自养孩子养老婆！ ……
　　在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女性已享有大部分权利的时代，妈妈们一方面被无限制的地位拔高，一方面却完全无视其创造的价值。她们被当做是“被养着”的，不再被列为劳动力，在官方经济学指标中得不到任何衡量，甚至没有保姆所享有的权利，既没有离婚后的失业保险，也没有工伤后的社会保障福利。 但是，妈妈们真的不创造经济价值吗？当然不是！ 如果将母亲担任的各个角色的经济价值均衡计算，会超过大多数城市女性白领。 在《妈妈值多少钱(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为何不计薪酬)》令人振奋的母亲宣言中，安·克里滕登对各国父母们作了数百次采访，并通过对经济学、社会学、公共政策等的５年多研究，《妈妈值多少钱(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为何不计薪酬)》揭示了母亲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与获得的回报之间那种惊人的差距。同时，她也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明确的解决方法，号召全社会共同关注和解决母亲的价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