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共享的主张（1）

　　这就是早期女权运动在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东部发起时的环境。因而，其大多数领导人都受过教育，是中产阶级已婚母亲的事实，就毫不令人奇怪。人们认为她们的劳动是“非生产性”的，不值得严肃看待，而她们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

　　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是19世纪女权的著名倡导者，有7个子女。她的女权观念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初期，那时她已跟丈夫带几个年幼的孩子移居纽约的一个新建小城塞尼卡瀑布镇，在那儿她举目无亲。丈夫总是出远门，留下她一个人，备感孤单，心力交瘁。

　　尽管斯坦顿有个帮佣，但随着名声渐起，她必须挤时间四处演讲，参加政治活动。1853年，她写给苏珊-安东尼一张短笺，请她帮自己找一位律师，替她查一些法律条文。她解释说：“你看，我在家总被孩子缠着，洗碗呀，烤饼呀，缝纫呀等等，我能想起些要点来，但没时间查书……我很少有一小时时间坐下来写作。男人要想写点东西可以把自己关起来几天，一心扑在思考和书籍上，他们很难了解女人得克服多大困难才能弄出点像样的东西来。”

　　1857年，斯坦顿正哺育第六个孩子，待字闺中的安东尼抱怨说：“你们这些能帮助可怜女人的才女们都在带孩子，却让我这个可怜的笨人独自打拼。”

　　但苏珊-安东尼是个特例。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大多都能兼顾家庭和事业。

　　美国第一位女牧师安托瓦妮特-布朗-布莱克韦尔有7个孩子。玛莎-科芬-赖特亦如此，她曾是安东尼和斯坦顿的顾问，后成为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的官员。露茜-斯通是教师，她嫁给安托瓦妮特-布朗-布莱克韦尔的小叔子后，一直保留自己的娘家姓。她有一个孩子，她自己发面、做面包、制肥皂、腌肉、养鸡喂牛、种植蔬菜。莉迪娅-玛丽亚-蔡尔德靠写作维持她和丈夫的生活，她在日记里说她一年要做722顿饭，做36件衣服和17样家居用品。艾达-韦尔斯是个勇敢的年轻记者，报道过南方的私刑，她后来养育了6个孩子，但同时却能组织芝加哥的黑人妇女争取选举权。

　　这些女权主义的先驱亲身体验了作为妻子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她们像佚名短篇小说《母亲反抗记》的作者一样，用女性的经验说话。这篇小说以作者对内战前马萨诸塞州农场生活的回忆为基础写成，讲述了一个农妇佩恩太太的经历。多年来她含辛茹苦地带孩子、做饭、洗衣、打扫卫生，而家里的全部收入都投到丈夫的农场上。后来，佩恩先生不顾太太的心思（想要一座整洁漂亮的房子），决定随自己的兴趣大量投资修建一座新谷仓，这时太太的积怨如火山爆发：“你看看这个家，好好看看。地上没有地毯，墙上脏兮兮的，一个劲儿掉皮儿……你看看这个家，咱们结婚后我就一直窝在这儿干活儿吃饭。”

　　这位小说中的妻子找到了解决办法：她把家搬进了新谷仓。

　　

本文摘自《妈妈值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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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担任着管家、厨师、司机、教师、心理咨询师，一人独当多面，辛劳一年却分文没有。而且，只要一说起也应该给妈妈们发工资，人们就会辩驳：辞职当全职妈妈，是母亲们自己的选择！履行妈妈的职责天经地义，发工资是亵渎了这个神圣的使命！男人们在独自养孩子养老婆！ ……
　　在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女性已享有大部分权利的时代，妈妈们一方面被无限制的地位拔高，一方面却完全无视其创造的价值。她们被当做是“被养着”的，不再被列为劳动力，在官方经济学指标中得不到任何衡量，甚至没有保姆所享有的权利，既没有离婚后的失业保险，也没有工伤后的社会保障福利。 但是，妈妈们真的不创造经济价值吗？当然不是！ 如果将母亲担任的各个角色的经济价值均衡计算，会超过大多数城市女性白领。 在《妈妈值多少钱(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为何不计薪酬)》令人振奋的母亲宣言中，安·克里滕登对各国父母们作了数百次采访，并通过对经济学、社会学、公共政策等的５年多研究，《妈妈值多少钱(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为何不计薪酬)》揭示了母亲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与获得的回报之间那种惊人的差距。同时，她也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明确的解决方法，号召全社会共同关注和解决母亲的价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