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在“供养”老婆孩子？ （2）

　　对中上层白人女性来说，理想就是成为爱的化身。1827年，一位新罕布什尔州的绅士写道：“这种无私的纯粹的爱，在一个自私自利、斤斤计较的忙碌世界里是罕见的。”在这种“分工”原则下，“真正的女性”成为个人道德和爱的使者。她从不屈尊为自己的劳动索取报酬。她被奉为偶像，同时又不堪重负。这种意识形态在21世纪仍会有市场。

　　有人指出，这种意识形态使教育良好、条件优越的女性不再关心共和主义的自由平等理想。在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后，许多受过教育的女性梦想自己也能从专断的权威下获得解放。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的辩护》通过激情的辩论表达了这一愿望，大西洋两岸的女性读者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她的文字。沃斯通克拉夫特提出了一个逻辑严谨的问题：以普遍人权为基础的社会怎能否定妇女的权利？

　　对父权统治的这种挑战的化解办法是：把养育未来的自由男性的神圣职责交给女性。这样做是激励女性为新的共和国培育公民，通过这项重要的工作实现自我，而不是追求个人的满足感。

　　这样的“分工”一箭双雕：既阻止了女性进一步参与公共生活或经济生活，同时又让女性合法地、以道德权威的身份抚养孩子。父亲从家庭中抽身出来，而母亲在家里的负担则越来越重。妇女地位的重新界定强化了她们在家庭内部的角色。此前，家庭一直是“父权统治”，18世纪初一位踌躇满志的一家之主曾如是说。唯有父亲有监护权，无论送男孩当学徒还是为女儿谈婚论嫁，都无须母亲同意。女性对孩子的义务远远不及对丈夫的责任。男性当家，家家如此。到19世纪中叶这一切逐渐改变，在美国许多州，女性分享到对子女的监护权。作家莉迪娅-西戈尼让她的女性读者确信，她们如今对孩子拥有“完全的”控制权，而过去她们的这种权利是受到“束缚和阻碍”的。

　　另一方面，自觉的母亲意识的强化确实成功地将女性置于主流生活之外，许多国外旅行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19世纪30年代，弗朗西斯-格伦德访问美国，他认为已婚女性的身体普遍欠佳，原因是“美国的女士们献身于母亲的职责，几乎一结婚就开始离群索居；一旦做了母亲，就等于与世长辞了”。

　　亚力克西斯-德托克维尔也曾惊异于美国女性“极端的依附性”及其“局限于狭隘的家庭生活”的程度。他写道：“美国女性从不染指家庭之外的事务，从不经商或参与政治生活……美国人从不认为婚内强权的颠覆是民主原则的题中之意。他们仍坚持……男人是婚姻关系中的天然领袖。”最后，他总结说，美国女性高尚的道德和精神形象，是用“卑下的地位”和辛劳的汗水换来的。

　　然而，养育子女负担的加重主要还不是为了使女性远离公共生活，它也是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必需的。18世纪末，法、英、美的经济最有活力，在这些国家，上升的资产阶级认识到，如果他们的孩子要改善或保持现有的社会地位，就必须成为接受良好教育的、积极进取的一族。

　　这要求用新的方式抚育孩子。在静态的农业经济中，人们无法，也不用在孩子身上投入大量时间或精力。即使小时候不上学或只读一点书，孩子们也能成为社会经济中的有用之才，可以下地干活儿、帮厨、看孩子、照料牲口，在家庭事务中帮一把手。危地马拉的印第安婴儿可以整天被放在吊床上而安然无恙，一点不影响他将来成为自食其力的农夫。欧洲的农家子女也是被胡乱养大，反正将来仍旧是底层的一分子。即使是贵族子弟，也可以放任自流，到时照样继承其等级特权。

　　

本文摘自《妈妈值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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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担任着管家、厨师、司机、教师、心理咨询师，一人独当多面，辛劳一年却分文没有。而且，只要一说起也应该给妈妈们发工资，人们就会辩驳：辞职当全职妈妈，是母亲们自己的选择！履行妈妈的职责天经地义，发工资是亵渎了这个神圣的使命！男人们在独自养孩子养老婆！ ……
　　在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女性已享有大部分权利的时代，妈妈们一方面被无限制的地位拔高，一方面却完全无视其创造的价值。她们被当做是“被养着”的，不再被列为劳动力，在官方经济学指标中得不到任何衡量，甚至没有保姆所享有的权利，既没有离婚后的失业保险，也没有工伤后的社会保障福利。 但是，妈妈们真的不创造经济价值吗？当然不是！ 如果将母亲担任的各个角色的经济价值均衡计算，会超过大多数城市女性白领。 在《妈妈值多少钱(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为何不计薪酬)》令人振奋的母亲宣言中，安·克里滕登对各国父母们作了数百次采访，并通过对经济学、社会学、公共政策等的５年多研究，《妈妈值多少钱(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为何不计薪酬)》揭示了母亲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与获得的回报之间那种惊人的差距。同时，她也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明确的解决方法，号召全社会共同关注和解决母亲的价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