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养和人格发展的中心

　　德国的大学体制对欧洲和美国的人文教育产生了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本书第一章中已经提到的那样，洪堡为新一代德国教育机构所设定的愿景是要全心采纳“修养”的概念，即通过教育来形成人格，他把这一点看作德国文化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洪堡教育理念最本质的一点就是学术自由，课程不受任何限制；而最重要的是其教育方法和目标。每一个学生都必须“被培养成为有道德的人和好公民…为此必须达到以下目标：通过有效的指导让人们不是简单地关注究这一点或那一点有没有学到，而是关注通过学习使记忆力得到锻炼，理解力得到强化，判断力得以校正，道德感得到完善。”

　　尽管洪堡关于人文学科的言论不过是远古的人文理想的回响，但是其中也有新的观念，那就是，大学是人们获得修养、人格得到发展的地方和源泉。正如历史学家弗里茨-林格所指出的那样，德国关于大学教育的理念是半神秘主义的，是用罗曼蒂克的态度来看待个人的精神上的自我觉醒，而不是针对具体的课程设定。

　　关于在最高层面进行自我发展的“修养”理想同样也体现在美国和英国的学院和大学关于“绅士”的理想当中。绅士的概念显然受到了启蒙运动关于理性个体观念的影响，但是，这里的绅士更多是指“(中世纪)骑士般的理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课程和基督教伦理准则”三者融合的产物。

　　到十八世纪晚期，人文教育的目的是要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思维方式和道德准则，从而能够逐步灌输“虔诚、公正、尊重真理的原则，爱国、仁慈、普遍的善、清醒、勤勉、节约、纯洁、适度和节欲以及其他能让人类社会更美好并赖以建立共和宪政的美德。”

　　绅士理想越来越强调，教育需要帮助人时刻准备好服务于一个自由社会，这个自由社会是建立在某种代议制政府基础上的，逐渐变形，成为布鲁斯-金博尔所说的“非自由主义的理想”，强调自由、人的智力、理性、意志力而非义务以及影响日益增强的平等主义。托马斯-杰弗逊为弗吉尼亚大学毕业生所列举的诸多目标包括“充分阐述政府的原则和架构、协调国家之间交往的法律，为我们自己的政府在市政方面制定的法律、完善的立法精神，这种精神将会取消所有对个人行为做出的武断的不必要的束缚，让我们拥有充分的自由去做任何事情，只要它不侵犯到其他人的相同的权利。” 受启蒙运动关于人的理性思考能力的态度的影响，个人自由和选择权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大大改变了关于人文教育目的的看法。

　　随着人们越来越强调自由和选择权，必然会引发对课程的修正，这一点在十九世纪晚期更是因为现代大学的逐渐成熟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在这些变化产生的同时，人类在哲学和科学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展，本书对这些进展都加以追踪。哲学和科学方面的发展比较引人瞩目的是人们不再坚信世界是由一个仁慈的上帝所指引的。

　　十九世纪中期到晚期，在知识界占主导地位的是实证主义信仰，这一哲学受到了奥古斯特-孔德的推崇。实证主义主张建立一个秩序良好、能够不断进步的社会，并且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科学探索和研究来理解人的境况。在包括人类学和社会学在内的不断发展的新的研究领域的支持下，十九世纪的学者们相信，通过在越来越狭窄的专门化知识领域进行专门化研究，人们完全可以发现真理。在德国大学的引领下，高等教育课程开始根据学科进行重新划分，每一个专业领域和次级专业都努力在学术机构的层级中占据一席之地。对于本科生来说，科目选择不断增多，使人文学科课程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非自由主义的理想”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学习课程，这样一来，传统的人文学科学业也就变得极为灵活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哈佛引进了选修课制度，允许本科生从涵盖范围更广的课程中进行自主选择，而不只是依据固定的学科设置完成学业。

本文摘自《失落的管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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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围绕德鲁克的创见——管理是一支道德力量而不是服务于非道德的市场的工具——为处于道德困境中的现代组织提供转型蓝图和升华指南，精确地界定了德鲁克没有来得及界定的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概念，在有效管理和人文精神之间建立起清晰的关联。本书认为管理者必须关注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和许多其他人文学科的根本概念，比如社会价值和标准、权力的使用和滥用、个体性格成长、创新和技术、善与恶的本质、经理人在健康社会里的作用等。
　　本书提出了一种新的管理哲学，这一哲学建立在古今中外的领导者赖以有效地管理自我、经济和社会的基本原则。本书呼吁所有的管理者，不管是职业经理人还是企业家，放弃利润高于一切这一狭隘的商业观念（因为这样的观念将来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得益和得意），倡导管理者拥抱那些有助于建立好管理、好商业和好社会的不朽真谛，号召我们对今天的管理实践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在一切还来得及之前让改变发生，并为此提供了各种有益的创意、概念和实用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