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国家如何实现追赶：雁行模式和领头龙模式

　　发展中国家必须在未来数十年取得强劲增长，对它们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全球协同行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但是在当前这个不确定的、紧张的世界经济环境下，发展中国家是否有实现增长的空间？如果有，它们又如何才能抓住机遇、持续增长？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增长陷阱

　　在工业革命前，全球人均收入水平的分布非常平均--最富裕的国家仅比最贫穷的国家高出数倍而已。但接下来，人均收入水平开始两极分化，少数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起飞，继而决定了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到2000年，七国集团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按市场汇率计算占据约2/3，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接近1/2。

　　自2000年后，多极化世界开始崛起，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大国在当前的世界危机中扮演着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复苏的角色。不过，仅有少数东亚经济体成功实现了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体向中等收入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转变，并向高收入发达工业经济体演进。在1950~2008年，仅有28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了10%以上，其中仅有12个不属于西欧国家或者出产石油或钻石的小国。全球其他150多个国家都陷入了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目前的多极化增长世界不过是少数几个人口众多的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快速增长的结果。这些新的增长极国家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其他发展中国家能否维持快速增长，对于全球经济复苏和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可行性而言至关重要。世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依然是减贫、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以及缩小中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在收入水平和其他人类发展指标上的差距。

　　有缺陷的发展理论

　　发展中国家数十年来一直在试图追赶高收入的工业化国家。早期的主流发展理论给政府的建议是进口替代战略，通过政府干预克服市场失灵，以建立和发达国家同样的重工业体系为目标，加快工业化速度。这一早期的发展理论可以被称为"发展经济学1.0版本"，遵循该战略的国家在初期取得了部分投资拉动的成效，但很快遭遇不断的危机和停滞。于是，主流发展理论转向了"华盛顿共识"所概括的新自由主义。对治理和商业环境的改革旨在把高收入工业化国家的理想市场制度移植到发展中国家。这一政策处方可以被称为"发展经济学2.0版本"，但实施结果却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又陷入数十年的迷失。

　　为改变发展中国家贫困现象的持续，世界各发展机构越来越多地把援助重点转向教育和健康项目，将其视为重要的人道主义议题。由于这些人类发展项目没有达到预期的提高文化和健康水平的目标，发展研究开始强调通过随机控制实验改进项目的服务供给。该趋势可以被称为"发展经济学2.5版本"。例如，北非国家近来在教育领域取得了积极进步，但在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创造上陷入停滞，使这条道路的可行性也遭到质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现工业化和迅速增长的少数发展中经济体（大多数在东亚）采取的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而非过去流行的进口替代战略。成功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保持稳定和快速增长的中国、毛里求斯和越南采取了渐进式双轨制策略，而非"华盛顿共识"推荐的休克疗法。这些国家一方面保护传统优先部门的企业，另一方面放开对其他产业的进入限制，但它们在治理指标上的表现往往并不理想。这些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在教育、医疗、减贫以及其他人类发展指标上实现了巨大进步，没有一个采用随机控制实验的办法来制定社会和经济发展项目。

本文摘自《从西潮到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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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持续多年的国际贸易不均衡被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普遍认为是这场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国际贸易不均衡则被认为主要源于人民币汇率的严重低估，但在《从西潮到东风》一书中，享有国际声誉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却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危机发生的根源绝不在中国的汇率政策。
　　在这本书中，林毅夫还认为，发展中国家广为接受的现代化理论源于西方社会的经验，这样的理论经常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相背离，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容易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甚至是“好心干坏事”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有必要根据自己的社会现实创造性地提出理论来指导其现代化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