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凯恩斯主义＂：对基础设施的全球投资

　　为避免上述悲惨结局，高收入国家必须通过刺激需求为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由于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的住房存量以及建筑业和制造业产能都存在过剩，公共债务或私人债务的重组和财政紧缩不应该成为优先的政策选项。相反，各国应该通过投资创造对建筑业和资本货物的需求并重建消费者信心，以实现可持续的就业创造和经济增长。

　　为避免像日本在1991年后的"失去的二十年"那样出现公共债务的迅速膨胀，反周期的财政支出措施应该采取"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实施办法，就像我在全球危机爆发之初所提出的建议。这样的财政政策应该具有主动性和反周期的特点，重点放在能促进当前就业和提高未来生产率的项目上，尤其是基础设施、绿色产业和教育等项目。货币政策应该适应财政的要求。由此带来的未来经济增长加速和政府收入增加可以用来偿付今天发生的成本，所以这些政策不会给未来的人们增加税收负担。

　　在高收入国家，能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国内投资机会非常有限，似乎也不足以将它们拉出经济危机。但在发展中国家，能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基础设施投资则大有空间。在今天这个相互紧密联结的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会给高收入国家带来出口需求，产生类似于货币贬值的效应。然而除了少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受到财政状况孱弱或外汇储备稀缺的限制，需要外来投资的帮助。因此，"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第二个启示是：发达国家应该创造条件支持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从而实现双赢。

　　今天的世界需要新的"马歇尔计划"促进全球范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打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瓶颈，并给高收入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20国集团不应该简单地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融资和其他救助计划，为那些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四处灭火，而应该给各家多边开发银行（包括世界银行和区域性开发银行）提供同等资金，因为这些银行有能力设计和实施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这些投资资金可以来自储备货币发行国和外汇储备富余的国家。在如今的全球经济环境下，基础设施项目对私营部门的资金（包括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而言是优质投资项目。多边开发银行和各国政府除了在项目的选择、设计以及吸引私人投资者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外，还可以通过创新协议撬动私人基金。全球范围的此类基础设施投资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从短期和长期而言，都是共赢的策略。

本文摘自《从西潮到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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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持续多年的国际贸易不均衡被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普遍认为是这场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国际贸易不均衡则被认为主要源于人民币汇率的严重低估，但在《从西潮到东风》一书中，享有国际声誉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却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危机发生的根源绝不在中国的汇率政策。
　　在这本书中，林毅夫还认为，发展中国家广为接受的现代化理论源于西方社会的经验，这样的理论经常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相背离，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容易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甚至是“好心干坏事”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有必要根据自己的社会现实创造性地提出理论来指导其现代化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