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
虽然中国和东亚各经济体的贸易顺差直到近年才有大幅增长，它们追随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却是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的。可持续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并不是以不断增加的贸易顺差为目标，而是依靠与国际市场的日益紧密的一体化，在增加出口的同时也增加进口，给可贸易部门创造更高层次的工作机会。因此，这一增长战略不可能是2000年之后全球失衡加剧的根本原因。
自保动机
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后，东亚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常账户盈余和外汇储备激增。自保动机的理论假说将这视为蓄意所为，主要是为积累足够的外汇储备，以避免再度向国际贷款机构求助。然而，该理论同样不具有说服力，因为对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而言，它们的货币是完全可兑换的，并不需要进行自保，但它们的贸易顺差也大幅增加，导致了全球失衡的进一步加剧。
因此，自保理论无法解释缺乏自保动机的经济体的贸易顺差增加现象。还有，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已超过3万亿美元，远远超出任何自保需要。有的经济学家将外汇储备的部分原因归于热钱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强化了经常账户盈余增加的效果。
中国的汇率政策
从2002年开始，中国的汇率政策就开始被指斥为全球失衡的主要原因，但直到2005年后中国才开始出现巨额贸易顺差，2003年的贸易顺差实际上要小于1997和1998年。其实在1998年，当人民币还在钉住美元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人民币汇率存在大幅高估。
把中国的汇率政策视为全球失衡根源的观点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即中国政府人为地压低人民币的价值，其目的是为刺激出口和减少进口。美国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在2005年联合提交的法案（后来撤销）就是基于这样的观念，要求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加征27.5%的关税。
人民币汇率的高估或低估依然是目前激烈争论的话题，根据不同的分析模型，对低估幅度的估计在3%~50%之间。大多数对汇率低估的实证测算都是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其含义是，同类商品在不同国家应该具有相同的价格）。尽管在直觉上可行，但这一观念已经被证明是不可靠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发展中国家的价格一直低于发达国家，而资本密集型产品在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成本则高于发达国家。有的分析注重通过控制可预测的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来测算人民币价值，但即便这些偏离也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另一种是根据基本均衡汇率法（fundament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method）测算，其目的是测算实现与基本价值一致的经常账户价值所需的汇率调整幅度。显然，这样的测算取决于经常账户基本价值的判断，以及对汇率价值变化与经常账户平衡之间关系的判断。总之，就人民币与其均衡价值偏离的幅度而言，目前看来几乎没有共识。
此外，预期汇率升值的理论基础并不清晰。巴拉萨-萨缪尔森定理（Balassa-Samuelson theorem）假定，一个经济体在可贸易部门快速扩张的时候，实际汇率在长期中会升值，该定理是人民币汇率低估论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我本人与两位同事合作撰写的一篇论文则指出，在一个可贸易部门快速扩张但传统部门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的经济体，实际汇率可能不会上升，除非富余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中国农村地区曾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因此，汇率没有显著升值并不表明中国政府在操纵利率。
更基本的一点是，某些经济学家提出，汇率升值对经常账户的影响可能并不清晰。麦金农（McKinnon）就认为，汇率在调整经常账户收支方面的作用很小，仅仅反映了储蓄和投资的相对平衡，而储蓄和投资则取决于可能和汇率没有系统关联的结构性因素。麦金农提出，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强迫中国这样的债权国进行汇率升值对减少贸易顺差既不必要也无帮助。贸易盈余必然等于储蓄与投资的差额，而储蓄和投资与宏观经济平衡有关，因此把汇率视为储蓄和投资的决定因素是误解。例如，在美元贬值时，美国的净储蓄并不必然提高。
最后，如果人民币汇率低估是全球失衡的原因，则会出现以下三类实证现象：
-人民币在2005~2008年升值20%的时候，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应该减少，但实际上并未发生。
-美国对与中国竞争的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会减少，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会减少，实际上也没有发生。
-中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会增加，这同样没有发生。
首先，尽管人民币汇率在2005年之后上升20%，美国对中国的经常账户赤字的增加持续到2007年。这部分反映出，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后，美国进口产品的价格没有改变或者有所上涨。中国厂商的出口份额巨大并在继续增长，使它们的市场影响力扩大，可以把美元成本的上涨转嫁给进口批发商。美国如果选择从其他国家进?产品，价格将更为不利。
其次，如果人民币低估是美国贸易逆差和中国贸易顺差增加的主要原因，美国同其他与中国竞争的国家的贸易逆差则应该相应减少，然而在同一时期，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也大幅增加。
最后，如果人民币汇率低估是美国贸易逆差和中国贸易顺差增加的主要原因，那么中国对其他发达经济体（如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贸易顺差也应该增加。但事实与此相反，中国对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出现赤字。
这些证据显示，汇率似乎并不是美国对中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变化的显著决定因素。在过去10年，美国的进口额中中国的数额持续增加，这一趋势并没有受到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在2001~2004年贬值或者2005~2008年升值的影响。影响经常账户的关键因素其实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其他亚洲经济体相应的结构性变化以及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以上三个政策假设都在暗示，中国和东亚各经济体是全球失衡的造就者。但如果全球失衡是三个因素之一（或其共同作用）所致，那么东亚各经济体在美国的总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应该上升。然而，尽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却显著减少。因此，以上三个广泛接受的理由即使与全球失衡有关，也不可能是最根本的起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持续多年的国际贸易不均衡被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普遍认为是这场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国际贸易不均衡则被认为主要源于人民币汇率的严重低估，但在《从西潮到东风》一书中，享有国际声誉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却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危机发生的根源绝不在中国的汇率政策。
在这本书中，林毅夫还认为，发展中国家广为接受的现代化理论源于西方社会的经验，这样的理论经常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相背离，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容易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甚至是“好心干坏事”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有必要根据自己的社会现实创造性地提出理论来指导其现代化的实践。
自保动机
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后，东亚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常账户盈余和外汇储备激增。自保动机的理论假说将这视为蓄意所为，主要是为积累足够的外汇储备，以避免再度向国际贷款机构求助。然而，该理论同样不具有说服力，因为对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而言，它们的货币是完全可兑换的，并不需要进行自保，但它们的贸易顺差也大幅增加，导致了全球失衡的进一步加剧。
因此，自保理论无法解释缺乏自保动机的经济体的贸易顺差增加现象。还有，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已超过3万亿美元，远远超出任何自保需要。有的经济学家将外汇储备的部分原因归于热钱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强化了经常账户盈余增加的效果。
中国的汇率政策
从2002年开始，中国的汇率政策就开始被指斥为全球失衡的主要原因，但直到2005年后中国才开始出现巨额贸易顺差，2003年的贸易顺差实际上要小于1997和1998年。其实在1998年，当人民币还在钉住美元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人民币汇率存在大幅高估。
把中国的汇率政策视为全球失衡根源的观点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即中国政府人为地压低人民币的价值，其目的是为刺激出口和减少进口。美国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在2005年联合提交的法案（后来撤销）就是基于这样的观念，要求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加征27.5%的关税。
人民币汇率的高估或低估依然是目前激烈争论的话题，根据不同的分析模型，对低估幅度的估计在3%~50%之间。大多数对汇率低估的实证测算都是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其含义是，同类商品在不同国家应该具有相同的价格）。尽管在直觉上可行，但这一观念已经被证明是不可靠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发展中国家的价格一直低于发达国家，而资本密集型产品在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成本则高于发达国家。有的分析注重通过控制可预测的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来测算人民币价值，但即便这些偏离也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另一种是根据基本均衡汇率法（fundament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method）测算，其目的是测算实现与基本价值一致的经常账户价值所需的汇率调整幅度。显然，这样的测算取决于经常账户基本价值的判断，以及对汇率价值变化与经常账户平衡之间关系的判断。总之，就人民币与其均衡价值偏离的幅度而言，目前看来几乎没有共识。
此外，预期汇率升值的理论基础并不清晰。巴拉萨-萨缪尔森定理（Balassa-Samuelson theorem）假定，一个经济体在可贸易部门快速扩张的时候，实际汇率在长期中会升值，该定理是人民币汇率低估论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我本人与两位同事合作撰写的一篇论文则指出，在一个可贸易部门快速扩张但传统部门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的经济体，实际汇率可能不会上升，除非富余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中国农村地区曾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因此，汇率没有显著升值并不表明中国政府在操纵利率。
更基本的一点是，某些经济学家提出，汇率升值对经常账户的影响可能并不清晰。麦金农（McKinnon）就认为，汇率在调整经常账户收支方面的作用很小，仅仅反映了储蓄和投资的相对平衡，而储蓄和投资则取决于可能和汇率没有系统关联的结构性因素。麦金农提出，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强迫中国这样的债权国进行汇率升值对减少贸易顺差既不必要也无帮助。贸易盈余必然等于储蓄与投资的差额，而储蓄和投资与宏观经济平衡有关，因此把汇率视为储蓄和投资的决定因素是误解。例如，在美元贬值时，美国的净储蓄并不必然提高。
最后，如果人民币汇率低估是全球失衡的原因，则会出现以下三类实证现象：
-人民币在2005~2008年升值20%的时候，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应该减少，但实际上并未发生。
-美国对与中国竞争的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会减少，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会减少，实际上也没有发生。
-中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会增加，这同样没有发生。
首先，尽管人民币汇率在2005年之后上升20%，美国对中国的经常账户赤字的增加持续到2007年。这部分反映出，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后，美国进口产品的价格没有改变或者有所上涨。中国厂商的出口份额巨大并在继续增长，使它们的市场影响力扩大，可以把美元成本的上涨转嫁给进口批发商。美国如果选择从其他国家进?产品，价格将更为不利。
其次，如果人民币低估是美国贸易逆差和中国贸易顺差增加的主要原因，美国同其他与中国竞争的国家的贸易逆差则应该相应减少，然而在同一时期，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也大幅增加。
最后，如果人民币汇率低估是美国贸易逆差和中国贸易顺差增加的主要原因，那么中国对其他发达经济体（如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贸易顺差也应该增加。但事实与此相反，中国对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出现赤字。
这些证据显示，汇率似乎并不是美国对中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变化的显著决定因素。在过去10年，美国的进口额中中国的数额持续增加，这一趋势并没有受到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在2001~2004年贬值或者2005~2008年升值的影响。影响经常账户的关键因素其实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其他亚洲经济体相应的结构性变化以及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以上三个政策假设都在暗示，中国和东亚各经济体是全球失衡的造就者。但如果全球失衡是三个因素之一（或其共同作用）所致，那么东亚各经济体在美国的总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应该上升。然而，尽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却显著减少。因此，以上三个广泛接受的理由即使与全球失衡有关，也不可能是最根本的起因。
本文摘自《从西潮到东风》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持续多年的国际贸易不均衡被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普遍认为是这场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国际贸易不均衡则被认为主要源于人民币汇率的严重低估，但在《从西潮到东风》一书中，享有国际声誉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却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危机发生的根源绝不在中国的汇率政策。
在这本书中，林毅夫还认为，发展中国家广为接受的现代化理论源于西方社会的经验，这样的理论经常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相背离，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容易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甚至是“好心干坏事”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有必要根据自己的社会现实创造性地提出理论来指导其现代化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