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的道路：符合比较优势的工业化策略
历史的教训何在？我们需要对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进行反思。西方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收入差距的快速拉大是它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迅速提高的结果，反映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产业和技术的加速结构性变化。少数非石油或钻石出产国也经历了类似的结构性变化，缩小了与美国的收入差距。现代经济发展是持续的结构变化过程，包括技术、产业和制度等。
有关发展的理论思考过去一直关注发达国家具备哪些条件而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如资本密集型产业），或者关注发达国家在哪些领域做得较好而发展中国家没能做好（如"华盛顿共识"涉及的政策和治理），或者关注那些对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变化没有直接作用但高收入国家非常看重的人道意义的领域（如健康和教育等）。发展理论和发展项目从过去的分析结构变化的决定因素转向促成这些政策、治理和人道主义项目的实现，显得矫枉过正。发展经济学还是应该立足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细致地观察经济发展过程的结构性变化，这些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我的建议是向"发展经济学3.0版本"前进，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现在拥有什么（也就是它们的要素禀赋）以及在这些要素禀赋上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所能做好的产业，从而让它们可以启动快速结构性变化的进程。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最优产业结构（其含义是，该国的所有产业都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并在国内外市场具备竞争力）是由特定时期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实现这样的最优产业结构，需要有运行良好的市场，以便企业在选择业务和技术的时候能顺应本国的比较优势。如果企业能进行这样的选择，整个经济就会有竞争力，使得资本可以尽快积累，该经济体的资源结构和比较优势将逐步发生变化，而产业结构也可以随之转向资本密集度更高的类型。产业结构的改变要求对基础设施的软硬件进行升级，减少交易成本。升级会涉及外部性和协调问题，企业在各自的决策中不能将这些成本内部化，因此又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
东亚和西欧发展较为成功的经济体在快速工业化和缩小与领先国家的收入差距时，采取了雁行模式（flying-geese pattern）。在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工业化阶段，英国扮演领头雁，德国、法国和美国是追随者。18世纪以来，不同的追随者认真学习各自的领头国家，模仿雁行模式，重点发展那些在与自己的要素禀赋类似的先进国家增长迅速的产业，从而缩小差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失败则是因为它们进行了违反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战略的错误尝试。这一战略不但妨碍它们在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发挥后发优势，而且通过扭曲和寻租行为保护优先产业部门的低效率企业。"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私有化和金融部门自由化等改革的失败则是因为，这些改革忽略了扭曲的内生性和依靠政府促进产业升级的必要性。
中国在1979年以前采取的也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策略，效果有限，而在1979年采取双轨制转轨策略后，业绩显著改善。其他采取类似转轨策略的国家也同样表现不错。现在，随着中国的富余劳动力被逐步吸纳，工资相应上涨，中国需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更为密集的产业转型。鉴于中国的巨大规模会给依然处于劳动密集型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拓展巨大的发展空间，有人已经称这种新现象为"领头龙模式"（leading dragon pattern）。如果巴西、印度和印尼等中等收入大国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其他区域的低收入国家也会获得类似的发展机遇。
如果政府给符合比较优势的私人产业活动建立有利的政策框架，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贫穷国家就可以启动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进程，在未来几十年里维持8%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我在世界银行设计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给各国政府如何促进这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具体建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持续多年的国际贸易不均衡被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普遍认为是这场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国际贸易不均衡则被认为主要源于人民币汇率的严重低估，但在《从西潮到东风》一书中，享有国际声誉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却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危机发生的根源绝不在中国的汇率政策。
在这本书中，林毅夫还认为，发展中国家广为接受的现代化理论源于西方社会的经验，这样的理论经常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相背离，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容易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甚至是“好心干坏事”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有必要根据自己的社会现实创造性地提出理论来指导其现代化的实践。
有关发展的理论思考过去一直关注发达国家具备哪些条件而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如资本密集型产业），或者关注发达国家在哪些领域做得较好而发展中国家没能做好（如"华盛顿共识"涉及的政策和治理），或者关注那些对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变化没有直接作用但高收入国家非常看重的人道意义的领域（如健康和教育等）。发展理论和发展项目从过去的分析结构变化的决定因素转向促成这些政策、治理和人道主义项目的实现，显得矫枉过正。发展经济学还是应该立足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细致地观察经济发展过程的结构性变化，这些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我的建议是向"发展经济学3.0版本"前进，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现在拥有什么（也就是它们的要素禀赋）以及在这些要素禀赋上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所能做好的产业，从而让它们可以启动快速结构性变化的进程。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最优产业结构（其含义是，该国的所有产业都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并在国内外市场具备竞争力）是由特定时期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实现这样的最优产业结构，需要有运行良好的市场，以便企业在选择业务和技术的时候能顺应本国的比较优势。如果企业能进行这样的选择，整个经济就会有竞争力，使得资本可以尽快积累，该经济体的资源结构和比较优势将逐步发生变化，而产业结构也可以随之转向资本密集度更高的类型。产业结构的改变要求对基础设施的软硬件进行升级，减少交易成本。升级会涉及外部性和协调问题，企业在各自的决策中不能将这些成本内部化，因此又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
东亚和西欧发展较为成功的经济体在快速工业化和缩小与领先国家的收入差距时，采取了雁行模式（flying-geese pattern）。在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工业化阶段，英国扮演领头雁，德国、法国和美国是追随者。18世纪以来，不同的追随者认真学习各自的领头国家，模仿雁行模式，重点发展那些在与自己的要素禀赋类似的先进国家增长迅速的产业，从而缩小差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失败则是因为它们进行了违反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战略的错误尝试。这一战略不但妨碍它们在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发挥后发优势，而且通过扭曲和寻租行为保护优先产业部门的低效率企业。"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私有化和金融部门自由化等改革的失败则是因为，这些改革忽略了扭曲的内生性和依靠政府促进产业升级的必要性。
中国在1979年以前采取的也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策略，效果有限，而在1979年采取双轨制转轨策略后，业绩显著改善。其他采取类似转轨策略的国家也同样表现不错。现在，随着中国的富余劳动力被逐步吸纳，工资相应上涨，中国需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更为密集的产业转型。鉴于中国的巨大规模会给依然处于劳动密集型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拓展巨大的发展空间，有人已经称这种新现象为"领头龙模式"（leading dragon pattern）。如果巴西、印度和印尼等中等收入大国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其他区域的低收入国家也会获得类似的发展机遇。
如果政府给符合比较优势的私人产业活动建立有利的政策框架，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贫穷国家就可以启动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进程，在未来几十年里维持8%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我在世界银行设计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
本文摘自《从西潮到东风》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持续多年的国际贸易不均衡被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普遍认为是这场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国际贸易不均衡则被认为主要源于人民币汇率的严重低估，但在《从西潮到东风》一书中，享有国际声誉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却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危机发生的根源绝不在中国的汇率政策。
在这本书中，林毅夫还认为，发展中国家广为接受的现代化理论源于西方社会的经验，这样的理论经常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相背离，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容易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甚至是“好心干坏事”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有必要根据自己的社会现实创造性地提出理论来指导其现代化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