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2009年的全球危机是由哪些因素所致（2）

　　或源于中国

　　早在2003年，就有高收入国家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指责中国是全球经济失衡加剧的罪魁祸首，但实际上，中国直到2005年后才出现巨额贸易顺差。

　　中国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主要是国内高储蓄率的反映。有关中国的高储蓄率的若干理论假说（如归因于人口老龄化以及缺乏完善的社会安全网等）都把重点放在家庭的储蓄动机上，可是这些假说并没有充足的说服力，因为中国的家庭储蓄额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并不比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高。中国储蓄模式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高份额的企业储蓄，其成因是传统部门的大量富余劳动力以及有利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持续市场扭曲，是双轨制改革的后遗症的表现。在可贸易产业快速扩张的情况下，富余劳动力的存在抑制了工资上涨，从而推高企业利润和储蓄。企业储蓄的高企还源自大型企业获得的隐性补贴（如金融体系对大企业倾斜）、自然资源部门的低税收以及对某些产业部门的垄断缺乏监管等。

　　走向复苏的共赢之路

　　当前，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是欧元区国家能否推出足够的稳定计划救助陷入债务危机的南欧国家，以及这些国家能否推动结构性改革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如果不能开展结构性改革，稳定措施只能起到暂缓作用，问题仍将不可避免地再度爆发，而且更加严峻。

　　结构性改革的挑战

　　不过，改革面临挑战：结构性改革是紧缩性质的，至少在短期内可能进一步恶化已经遭受危机冲击的就业、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形势，带来灾难性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这就意味着，结构性改革在许多国家不具备政治上的可行性。即使结构性改革得以实施，也不见得会缩小财政赤字。因为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失业人口会增多，财政收入会减少，而政府的社会性支出相应会增加。市场对于公共债务的增加会有消极反应，尤其是对那些推行改革的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或者没有独立货币政策（如欧元区国家）、不能将公共债务货币化的国家。

　　为抵消结构性改革的紧缩效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建议一直是：通过货币贬值扩大出口需求。对一个小经济体而言，如果全球经济运行良好，这样的政策建议或许是可行的。但对当前的南欧各国而言，货币贬值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虽然就欧元区国家整体而言在理论上还有可能，但是任何推动欧元区国家整体货币贬值、给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的行动都可能触发货币战争和各国货币的竞相贬值，因为日本、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也同样受到高失业率与结构性问题的困扰。

　　但假如没有结构性改革，深受债务问题困扰的南欧国家就需要持续不断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救助计划，这些支出不可避免地会被欧洲中央银行货币化。假如日本和美国不能推动自身的结构性改革，它们会继续目前的宽松货币政策，保持低利率来扶持金融体系和负债家庭，降低扩大和支付公共债务的成本。由此导致的可能后果是，欧元区、日本和美国都将陷入漫长的低增长、高风险和金融投资低回报的"新常态"（New Normal）。低利率也将鼓励短期投机资本进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导致价格的剧烈波动，或者进入新兴经济体，引发资产泡沫和汇率升值，并给宏观经济调控制造困难。

本文摘自《从西潮到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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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持续多年的国际贸易不均衡被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普遍认为是这场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国际贸易不均衡则被认为主要源于人民币汇率的严重低估，但在《从西潮到东风》一书中，享有国际声誉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却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危机发生的根源绝不在中国的汇率政策。
　　在这本书中，林毅夫还认为，发展中国家广为接受的现代化理论源于西方社会的经验，这样的理论经常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相背离，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容易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甚至是“好心干坏事”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有必要根据自己的社会现实创造性地提出理论来指导其现代化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