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为家

　　彭定康身陷困境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民主提案，还因为历史的沉重。在收回香港这个问题上，中国是非常情绪化和民族主义的——也包括两年后从葡萄牙收回的澳门。收回这两个地区的主权将终结自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用武力割据称之为贸易港口的外国人领地，打开中国的贸易商业大门而给中国造成的深深屈辱。

　　彭定康犯的另一个不韪就是把自己放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之间。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即便是那些数个世纪以前就移居到美洲、欧洲、香港、新加坡或任何其它地方的中国人的后代，他们依然背负着对祖国的责任。海外华人算不上是内部人，也未必得到信任，但是他们始终被认为是整个部族的一部分。在汉语中，“国家”一词，包含了两个汉字，一个是“国”，一个是“家”。

　　海外华人对中国经济和商业发展中的开端起到了重要作用。香港、台湾的工厂主和经理们带来了制造专长和现代化的管理，为中国在过去20多年中成为全球制造工厂奠定基础。香港的地产开发商建立了第一批五星级酒店和现代化住房，吸引外国公司前来，他们的做法同时也成为本地开发商很快模仿并加以改善的范本。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华裔经理人也往往有助于建立庞大而又盈利的在华业务，同时指导并培训了新一代的本地中国经理人。这是好的一面。

　　然而，海外华人对于一种腐朽的中国商业文化的抬头也负有主要责任，这种文化至少和20世纪30年代一样腐败，当时正是这种文化最终导致了共产党的上台。很多首批来到中国的香港商人，或者开设自己的公司，或者作为跨国企业的老总，对于中国完全没有直觉，因为他们都是在英国殖民政府下长大的。很多人把恬不知耻的行贿当作主要业务工具来使用。在90年代中期，我在山东省遇见过一位香港的鱼竿制造商，他的业务模式就是如此。他会去一个小城镇，向当地官员行贿，允许他在政府的保护伞下建立一个鱼竿制造工厂。每年，他都以召开董事会的名义，屡次请这些官员出国，安排免费的购物和旅游。

　　他说：“我教他们学会享受和花钱。但是大概3年之后，他们就开始要干涉业务，为自己牟取利润。”这也是他收拾行李转向下一个城镇的时候。

　　台湾人也往往一样的腐败，但是通常更加隐秘，那是因为他们在一个同样腐败的中国政府之下长大，对中国有着更好的直觉。最没希望的就是新加坡人，他们生长在一个保姆国家，来到中国，也就意味着完全没有学习能力。很多人就是无法掌握这个缺乏秩序和规则的环境。他们并非过度腐败，只是没有能力去应对中国的混乱和庸俗。来自美国或欧洲的华人也往往处在同样的境地。

　　但今天一切都在改变。来自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年轻人涌入中国，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片遍地机遇的土地。这些人的谦卑和他们前辈的傲慢一样显著。他们通常从最低层做起，通过努力工作在公司获得升迁，或者开办自己的企业。新加坡人做得转变最大。当意识到其商业经理人无法适应中国的粗陋和混乱后，新加坡转而专注于从中国引进最优秀的人才，并把这些人才与政府风险投资基金打包在一起，在本土建立尖端的研究机构和新兴产业。

本文摘自《十亿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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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力愈来愈强大，面对10亿消费者这个巨大的市场，世界各地的竞争者不断涌入，中国市场俨然已经成为竞争最激烈的全球市场。尽管是自己的主战场，但如何才能做到“知己知彼”，也是中国本土企业不得不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