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4年（2）

　　企业要履行为股东提供信息的义务，一个办法就是将每个员工全年的工作情况拍摄下来，集合起来寄给每位股东。这样，股东就能没有偏差地全面了解当年的实际情况。但是，这种做法显然是很荒谬的。还有另一种极端的做法，就是企业每年年末只给股东提供一个数字──企业对自身股价的估计值。这种方法也同样不可取，因为企业没有足够的信息对股价做出准确的评估。正如哈耶克（1945）指出的，影响公司股价的因素通常广泛分布于整个经济体中，没有哪个小部分个体甚至企业所有员工拥有足够信息对公司股价做出有效的估计。撇开信息量不说，即便你拥有足够的信息，用什么方法将信息糅合进股票价格也不明确，更不能指望企业会知道如何做。企业可能出于利益的关系，故意过高估计股价，以此来操纵企业从投资者手中获得的资源或者调整管理层的激励报酬方案。另外，企业还面临一个约束，不能发布那些削弱他们与其他企业相互竞争的动力信息，尽管这种信息可能有助于股价评估。因此，会计的难点就在于找到一种折中的办法，既要能概括一年中发生的事情，同时又不能泄露任何重要的信息，不能指望企业完全诚信，亦不能损害企业的竞争动力。

　　从帕乔利开始人们就一直在思索解决上述难题的办法，最终想出的办法就是提供两张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第一张表，资产负债表，就像一张快照，捕捉了公司在某一特定时点的相关信息。第二张，损益表，像一部电影，演示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是如何从前一个时点变到另一个时点。资产负债表反映了所有导致资产发生变化并相应引起负债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的交易（有时是某些权益与负债的互换或者一项资产换成另一项资产）。这让我们得到复式记账法的基本原理、赫赫有名的会计等式：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1-1）

　　任何交易都有两方面影响，如同时增加资产与负债，或增加某类资产的同时减少另一类资产，最终保持等式成立。通常资产被划分为三类：第一是流动资产，包括现金、应收账款、存货以及预付费用等；第二是长期有形资产，如厂房、设备等；第三是长期无形资产，如研发费用的资本化价值以及著名品牌价值。负债分为短期负债与长期负债两类：短期负债包括应付账款、递延税收与短期债务；长期负债包括长期银行债务、公开发行的企业债券等。所有者权益分为实收资本与累积盈余两项。损益表将各项费用扣减各项费用后得到利润，这部分利润是企业在两张资产表所在时点构成的时段内获得的利润。如果用利润除以发行的股份总数，就得到每股收益（EPS）。企业财务报表还会单独报告发放股利占利润的比例，用以计算每股股利。

　　如果投资者只想用一个数据来说明问题，那他可以只看每股收益指标。该指标是会计师对两张资产负债表时点之间企业股价本应变化多少的一个估计（加上股利）。也就是说，假设St-1和St分别是在时点t-1和时点t的股价，Dt是每股股利，而Xt是两时点之间报告的每股收益，则

　　（St＋Dt）－St-1＝Xt　（1-2）

　　如果会计师与股票市场都是理性的，那么股票价格的变化应该正好满足这个等式。

　　而且，使用上述EPS等式以及所谓的净盈余会计关系（假定没有新增实收资本），则

　　Yt＝Yt-1＋Xt－Dt　（1-3）

　　我们可以证明每股股价St等于对应的每股账面价值Yt。我们从时点0企业的初始状况开始，S0＝Y0，账面价值Y0为实收资本。我们可以得到如下递归等式：

　　St＝Yt＝Y0＋Σk=1（Xk－Dk）　（1-4）

　　事实上，即便市场是有效运转的，大多数公司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也不相等。虽然我们有理由责怪会计师们，他们处理账务时也是左右为难。比如，有时候企业在卖出产品之后数月才收到货款、支付费用，而有时候企业在产品卖出去之前就提早收到现金或支出现金。如果简单地把当年发生的所有交易都记为收入或者费用，会让人产生误解。而会计的"匹配原则"要求只有当年已经销售出去的产品所带来的销售收入以及生产这些已销售产品所产生的费用才能记入该年的损益表。与当年已销售产品不匹配的现金流入或现金支出则以某种形式进入资产负债表，通常等到来年产品销售出去之后再进入下一年的损益表。这称为"权责发生制"，与"现金收付制"不同。现金收付制用现金流出匹配现金流入，而不是用费用匹配收入。会计师们面临这样的权衡：使用现金收付制能提高报表的准确性，而使用权责发生制能提供更为有用但可能不太准确的信息。对于编制外部财务报表而言，会计师们更倾向于权责发生制。

本文摘自《投资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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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人们更多地关注财富传奇故事时，往往在浮躁的喧嚷中忽略了故事背后的思想，从而落入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陷阱。然而，投资归根到底是思想者的活动。而这部《投资思想史》有如一股清泉，令人耳目一新。马克-鲁宾斯坦等编著的《投资思想史(珍藏版)》从1202年斐波那契的《算经》开始写起，直至2005年的行为金融思想，时间跨度800余年，分为古代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