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内斯堡：我走向全球的起点（7）

　　那时候，南非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强行干预物价。其实，要想有效地稳住物价，关键的一点是让市场保持健康的竞争秩序。南非不然，哪家公司要想抬价，首先要向政府部门提交一份详细的盈亏说明，但可口可乐并不认同这个做法。说来也怪，这反倒让我们大大挣了一笔。

　　有几家小型的饮料公司，他们的市场份额极为有限。其中有一家叫戈德堡—泽弗特，在南非拥有七喜品牌的经销权。他们的营销策略是保持饮料的价位比可口可乐低百分之十五，所以利润极低。结果，他们总是第一个跑到政府那里要求提价。

　　可口可乐的利润空间原本就不错，但每当政府批准他们提一次价，自然也就进一步提高了我们的价格底限。如果政府不允许提价，那么像戈德堡—泽弗特这样的小买卖就只能关门倒闭。

　　摆在政府官僚面前的选择很简单：是看着那些小打小闹的商家出局呢，还是允许涨价看着大玩家们继续牟取高利润呢？这个难题很有意思，也充分说明政府插手市场的自然秩序会发生什么事情。最后的结果是南非的大多数消费者在饮料上花的钱不是少了，反而更多了。这就是政府干预物价的措施很少奏效的原因。

　　我到约翰内斯堡的第一天就有种感觉，我在这儿的工作只是个过渡，如果顺利，它会让我从非洲走向世界。任总经理之后大约一年左右，我的想法得到了证实。一天，我接到伊恩-威尔森的电话，他当时在亚特兰大，司职可口可乐在亚洲区的工作。威尔森在可口可乐算得上是位功成名就的大明星，经常陪着可口可乐德高望重的元老罗伯特-W-伍德拉夫在南乔治亚岛的种植园捕鸟什么的。每当威尔森过生日，伍德拉夫还给他捎去玫瑰。不过，伍德拉夫对可口可乐最高层的圈内人士都这样。

　　“内维尔，你有没有思想准备到南非以外的地方工作？”威尔森问。我说准备不足，最好先在装瓶厂再干一段时间，等经验丰富之后再离开。“那就等你准备好了，到时候告诉我。”他这样对我说。

　　1979年晚些时候，公司高层对我这一年的业绩进行评估后，让我掌管整个非洲南部的装瓶厂。我拒绝了，因为我已经做好了离开南非的准备，要到世界的大舞台上一试身手。我给亚特兰大的威尔森打了电话，于是，他给北林荫道的总部通了气，1980年春天，我被召到了亚特兰大，威尔森任命我为可口可乐驻澳大利亚的总经理。

　　悉尼只有一家公司直属的装瓶厂归我管理，其他的装瓶厂家都属于私人特许经营。所以，我的管理范围很有限，但上面承诺一年之内让我做整个大区的总裁，范围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周边的岛屿。这是可口可乐在全球范围内十八个大区中的一个。我先从亚特兰大飞到纽约拿了签证，然后赴澳大利亚做就职演讲。在那一周里，我几乎围着世界飞了一圈儿。从约翰内斯堡到亚特兰大，从亚特兰大到纽约，从纽约到悉尼，再从悉尼飞回约翰内斯堡。

　　离开南非时我很伤心，我一直爱着这个国家，我是在这个国家真正长大成人的。帕梅拉也同样恋恋不舍，不愿离开这块“我们的”大陆，她毕竟也在非洲生活了二十六年。现在我们每年都要回非洲一次，并资助那里很多非政府组织。

　　我们于1980年初搬到了悉尼，当时卡拉才两岁。悉尼的市容让我想到了南非。在我看来，世界上有五个最美丽的城市，悉尼和开普敦都在其中。我们找房子的时候有个美好的想法，住得要靠海，每天上午可以到海滩上去，游游泳或是干点别的什么。但后来发现，要买这样的房子，我们手头的钱还差五十万美元。最后，只好花二十万美元在悉尼以北十英里处的科德角买了处房子，带阳台和游泳池，坐落在一片美丽的林子里。

　　这儿离海滩也不算远，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我们经常带着小冰箱，里面装着对虾、牡蛎和一瓶葡萄酒到海滩上看日落，天晚了之后在海里游泳。我们也去看歌剧、芭蕾和赛马。有时候也看棒球比赛，这种比赛是为保护一种鸭嘴兽募捐。我们还交了一些朋友，关系最好的是林恩和迈克-霍尔。我们后来发现我们有些远房表兄妹也住在澳大利亚。

本文摘自《可口可乐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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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口可乐，世界上最著名的品牌，创始于1886年，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如今的可口可乐已经是一个商业帝国，它生产的饮料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并占据了软饮料48%的市场份额。
　　内维尔-伊斯德尔，见证并亲自参与了可口可乐近半个世纪的曲折发展，尤其非凡无比的是他作为杰克-韦尔奇的取代者，经历了可口可乐成为美国梦象征的胜利历程，这个历程作为美国复兴的文化象征已经为全球公认。在本书中他首次披露?可口可乐的经营秘密：可口可乐如何在全球市场进行营销，如何管理这样庞大的公司，如何突破贸易壁垒进入新兴市场，以及他如何在强悍董事会的压力下将自己的理念植入公司的品牌形象。所有的成功都不是理所当然，可口可乐的秘密胜过任何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