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一市场经济到多元市场经济（1）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始至今，从来都没想到放弃社会主义，而转向资本主义。相反，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被看作第二次革命，一次新的长征。中国政府一直矢志完成毛泽东尚未实现的发展经济的遗愿，正如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所指出的一样，让中国“在本世纪（20世纪）末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由于共产主义自称为资本主义命中注定的掘墓人，人们普遍认为共产党无法与市场经济改革并存。但我们不能犯下将政党本身（共产党）和政党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画等号的错误。每个人都会具有多重身份（例如男性、教授、丈夫、经济学家以及亚当·斯密的崇拜者），同样，政治组织也有多种可变化的身份。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个人或者团体都不仅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是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但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在其生死存亡的时刻，也可以进行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各种试验。

　　由于没有把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划分开来，许多人在考虑经济转型这个问题上误入歧途。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必要前提条件是把共产主义，从组织到信仰，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彻底地清除出去；转型经济必须与过去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刀两断，才能放下所有的历史包袱，走向全新的市场经济。因此，对现行体制进行修补的渐进型做法在改革伊始就被这些国家所放弃，转而采用了人们称之为“大爆炸”的改革策略。与此同时，许多为转型国家领导人做智囊团和顾问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充分掌握足可以让他们建设一个全新的市场经济体系，但前提是要抹去一切社会主义的痕迹。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通过理性设计而建成，正是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构理性主义中的“致命的自负”。早在几十年前，哈耶克就曾在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发言中提到：“我们以为自己拥有足够的知识与力量建设自己想要的社会，而其实那些知识我们并不具备，这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伤害。”

　　中国能有幸逃脱致命的自负仅仅是一个偶然。在经济改革起步之时，中国并没有选择（实际上也没有可能）摈弃社会主义从头开始。相应的意外结果就是，中国的改革并没有以一个全新的蓝图开始，而是延续着对旧体制的修补。

　　但中国并没有因对社会主义的坚持而蒙蔽了自己的双眼，她也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的不足。毛泽东逝世后的一场公开辩论，讨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前途、毛泽东到底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以及中国以后将何去何从等问题。1981年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成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接受意大利共产党日报《L‘Unità》采访时向自己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问题：“自从十月革命以来，60年过去了。为什么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在发展上超越资本主义国家？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也没有阻止他们重新评估甚至欣赏他们在出访中所见的资本主义制度。当时负责工业发展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曾经在1978年11月6日到17日出访英国。王震被英国工人阶级所享受的高度发达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震惊。在出访之前，王震对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大部分来自马克思的作品。王震一度以为自己会在伦敦看到贫民窟以及贫穷与剥削。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工资仅仅是伦敦一个垃圾收集工的1/6。在访问结束之时，王震已经对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坚守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

　　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到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本文摘自《变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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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革中国》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科斯讲述的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书向世人揭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它展现给读者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直笔而书，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