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插”的决心其实也并不难下

　　从一定意义上说，当时的“转插”是选择了“下坡路”，是选择了“更坏”的结果。首先是生活的确更艰苦了。到村里后第一天参加劳动，就是推小车拉土，平整土地。小车是独轮的，并且是木轮。曾见到有文章说三国时诸葛亮发明的“木马流牛”，就是这种木制的独轮车，2000年未变的生产方式，与兵团农场的拖拉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冬天里每天只吃两顿饭，晚饭一般只是玉米粥，五点钟喝完，到七八点钟人就开始饿得发慌了。河北塞外的气候，不比东北暖多少，冬天屋子里却只有炕上有点热乎气，冻手冻脚冻耳朵。没有了经济收入，要靠家里接济，加上一个人没有了同学、没有了好友，唯一的亲戚即堂哥远在５０里外的县里，没有电话相通，总之是闯进了完全陌生的世界，经历了一生中最为深重的孤独。

　　但是，从另一些方面看，我想我当时“转插”还是颇有所得的，从生活的全部意义上说不能认为就是作出了“更坏的选择”。首先是到了河北，虽然仍然在边远的山沟里，但毕竟感觉离北京近了点，离我认为的这个世界的“中心”近了一些。更重要的还是我希望能由此增加一些改变生活现状的可能，这一点事后证明是对的。没有多久，我就发现农民们和县里的干部们，不像兵团首长们有那么强烈的关于“右派子弟”的概念。他们对城里来的“有点墨水”的知青，总会给点特殊的关照，加上我哥哥上上下下的关系和在县里帮我使劲，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被借调到县文化馆，专职搞群众文艺的创作，有了一个读书写字的条件，感觉自己多少有了点用途。其次，从知识或阅历方面说，我有了一个了解真正的中国农村，从而了解真正的中国的机会。生产建设兵团也是农村，因为我们毕竟也种庄稼，但是，从物质技术条件上说，作为国营农场，那里已用上了拖拉机、康拜因，机械化、电气化的程度已相当高，显然是中国大多数农村所望尘莫及的。虽然有的时候会提出个“小镰刀胜过大机器”的口号，把机器放在田边不用却让我们到地里去耙，毕竟还不是像当时的多数农村那样只能完全依靠人的两只手。从制度上说，兵团可以说不是真正的农村，我们也不是真正的农民。我们具有十分独特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是“工农兵”：首先是拿工资的国家职工，属于农业“工人”的范畴，有福利，有劳保，有公费医疗，打不出粮食国家给调，亏损了国家给补，我们连队１３０多人，干一年亏损十几万元，粮食亩产连年下降，可我们的工资照发，旱涝保收，这是广大农村公社办不到的。但我们又干农活、种庄稼，因此仍可以说是农民；同时又是“兵”，是兵团“战士”，兵团是“解放军序列”，要出操、打靶、“拉练”，有的连队还发枪，连营领导都是复员军人，团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是戴领章的现役，边境上要是打起来，我们按计划是要第一批冲上去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得天独厚：去了一个地方，体验了三种生活，或者说三位一体的生活。但是从社会经验来说，在兵团你了解到的主要还是国营企业和军队营房内的运行机制、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这种经验，包括对“兵营”或“军队大院”的了解，当然也使我终身受益），对于真正的中国农村，我们仍然十分陌生。我在１９７５年已经有了点对社会科学的兴趣，读了些书，懂得了不了解中国农村就不会理解中国社会的道理，与其在兵团毫无希望地混下去，还不如干脆下决心换个地方，到真正的农村去认识一番真正的“乡土中国”。有了这么一种心愿，转插后生活虽苦，却也感觉有了一定的“回报”。这一段真正的农村生活，对于我现在所从事的职业，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一谈论什么经济发展、体制改革、民主建设，你立即会想起那些光秃秃山梁下世世代代辛勤耕作的乡亲，想起大队办公室里那昏暗的油灯，想起社、区、县三级干部会议上那呛人的“火烟”味道……

　　其实过后仔细想想，当时“转插”的决心其实也并不难下：当一个人的境况已不能再坏的时候，任何别的选择就都是有道理的了，它不一定更好，但一定不会再坏。到了农村，我反倒觉得有了一种“自由”，因为我意识到，在中国一个农村社员或许是最不怕“犯错误”（“政治错误”）的——一个国家职工犯了错误会被“开除公职”；城里的人弄不好会被遣送回原籍或“下放农村”；而一个农民，已经在农村了，除了罪犯以外，在社会中的“级别”已经不能再低了，你还能拿他怎样？

　　

本文摘自《经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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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中，作者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以最浅显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对许多重要人生要素的解读，比如，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金钱与权力，怎样看待能力与性格。作者展示了如何用“需求与供给”的经济学理论分析竞争与创新，在诸事不可兼得的“边际条件”下，人们应该如何做出选择。作者以经济学中的“外部效应”解释了我们所处的“竞争性社会”的规律；从“收益与成本”理论出发，论证了人，特别是年轻人，应该怀有对“成就”的偏好，不能过于“闲在”。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会领悟到，我们在人生中可能面临的种种选择，都可以得到经济学的分析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