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师上海（7）

    最终，交大同意了。北方一些高校没法做到的事，交大做到了，这就不简单，体现了一所名校的风范。如果交大有丝毫的利己或本位思想，就此停手，那么所有的努力就付诸东流了。但交大站在更高层面来看这个问题，突破了传统的价值观，突破了每个组织根深蒂固的本位思维。正因为交大的历史贡献，让地球上多了一个优秀的组织，为全球的商业教育带来一股清新的风气。

    交大的“思想问题”刚解决，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这次，阻力来自国家教委，他们坚决反对商学院的“独立法人身份”。各种说法开始出现：有人说欧共体来华搞商学院，就是“和平演变”；有人则提出，欧共体要求独立的法人身份，这是侵犯中国主权。

    这时，中欧管理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吴敬琏来到上海。他亲自拜会了汪道涵、徐匡迪，希望他们支持这个新项目。随后，上海市政府开始和国家教委协商，讨论建校的可能性。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吴仪，以及外经贸部国际联络司司长龙永图等领导也开始重视这一项目。在他们的支持下，国家教委点头了。

    在上海，除了市领导支持，教委主任王生洪也大力支持这一项目。他一直参与谈判，到后来几乎成了上海市政府的代言人。杨亨感慨地说：“如果王生洪要反对，谁都做不成。”

    由此可以看出，中欧项目从立项到艰难谈判，再到创业……从无到有的每一步都来之不易。中央的支持，使中欧得以呱呱坠地，顺利诞生。中欧虽是交给地方操作、在市场中运作，但其最初的创立是中央的决策。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没有外经贸部（现为商务部）和上海市政府的强力支持和贯彻，无论我们怎么坚持谈判，这个项目都无法创立。

    办一所不出国也能留学的学校

    “办一所不出国也能留学的学校”，这是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为中欧开工典礼题的词。这句话寄托了他对中欧的厚望：要达到国际一流教学水平，使得中国人不出国也能享受到国际水平的教育。这里面，多多少少也暗示了海外留学不归的难言之隐。

    15年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中国政府向外公派了大量留学生，只有少数归国，大部分人成为外籍公民。而在自费出国的人当中，大部分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成为外国公民。说起来，在一个封闭几十年，生活水平低下、物资匮乏的国家里，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而出国，也无可厚非。但由于大部分人不愿回国，国家希望改变管理人才缺乏的努力也随之泡汤。因此，与其从观念上改变留学生，不如从结构上改变现状--办一所不出国也能留学的学校。

    在此后几章里，我将向读者展示，建立中欧这所立足本土的国际化商学院，其意义是多么深远。它源源不断地把现代西方管理的理念和方法传授给学员，填补了我国对高层次管理人才需求的缺口，加速管理人才本地化，改善投资环境。更重要的是，它启动了一场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大胆探索，建立起高等工商管理教育领域的一个特区。中欧证明了，教育领域也能与其他领域一样，可以迈过传统体制，用实实在在的举措来创新。

    这十几年来，中国管理教育领域几乎所有的创新，都是中欧引领的。难怪很多官员到中欧后感叹，洋务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成就不大，中欧却是“新洋务运动”的成功典范。它向世人展示了，成功不是狭隘的，全球资源是可以共享的。今天，我们说世界是平的，十几年前，中欧的创新就证明了这一点。它的内涵和结构，从第一天起，就是全球化的。

    十几年来，中欧培养的人才，参与了一个民族的复兴大业，为国家创造了价值，为最具活力的亚太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今天看来，中欧的决策是英明的。而这一切，就连最富想象力的创始人也始料未及。

    

本文摘自《亚太第一商学院的传奇创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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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有自己的MBA学校！这是改革之初的呐喊。
　　我们要有自己的世界一流的MBA学校！这是市场化中国的呐喊。
　　从草创之初，在教育特区的艰难起步、冲破体制的大胆?试，到获得认可的初见光明，商学院市场化的运作初见成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名字开始响彻世界。2005年，英国宣布，中欧毕业的mba无需申请即可进入英国工作。
　　这所亚洲排名第一的商学院，它的使命，是让商业教育“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