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代的迷茫（2）

    这些惊人的奢侈引起了教育孩子的新问题—同时也创造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新兴产业。最近的一系列调查显示：财富除了为孩子提供诸多好处以外，也可能成为家庭的一个魔咒。由于不需要工作，孩子们几乎没有任何奋斗的动力。他们连基本的生活技能都不具备，比如打扫卫生、管理金钱、与他人合作等等，因为他们都习惯了依赖家政人员和父母。

    “当周围有人帮你处理一切事情时，一个孩子的生活真的会被改变。”艾伦•佩里，“财富桥梁”的创始人说：“在那种情况下，孩子们不会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而那些技能都是奠定他们未来人生的基石。特权阻碍了孩子们健康的成长之路。金钱让人们有能力解决诸多困境，父母们或许也认为这是在帮助孩子们，但其实这是一种变相的掠夺。”

    金钱的其他负面影响更为严重。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一名心理学及教育专家桑尼亚•鲁沙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富有家庭的孩子对滥用药物和破坏规则的倾向跟贫民区的孩子们一样严重。贫民区孩子最常见的犯罪行为是跟武器和打斗有关的，而富裕孩子则更倾向于从父母和朋友处盗窃。

    鲁沙还发现每5个富裕家庭的孩子中就有1个出现抑郁症倾向—这个比例比美国平均比例高得多。私立学校的一项研究发现：富裕家庭的孩子对酒精和毒品的使用率甚至比贫民区的孩子更高。这两个类别的孩子都面临一个共同的情况：父母的“缺失”。今天富裕家庭的孩子们大多是在不断轮换的保姆和家政工人的照顾下长大的，很少看见父母。

    “他们更可能在身体和精神上感到与父母的疏离。”鲁沙说，同时她也认为在富裕家庭的孩子的生活中，成功的压力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今日的“富人国”国民周围环绕着如此多的富人（这是该国人口扩张的一个作用力），使得他们跟社会完全脱离。孩子们生长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泡沫中，他们的世界由价值17 000美元的维多利亚式房屋模型和25 000美元一年的私立学校构成，而对于他们这个小世界之外的大世界（事实上，是大多数人的世界）一无所知。纽约的一个私人银行家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一个11岁的地产大亨女儿从出生就开始乘坐父母的私人飞机，在一次过生日时，她对父亲的要求是让她坐一次民用航班。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飞机啊。”地产大亨说。

    “我知道，但是我想跟其他乘客一起坐一次大飞机，”她说，“我想从里面看一眼飞机场长什么样。”

    洛里•斯托尔住在棕榈滩一座地中海风格的豪宅中，她最近一直被三个孩子缠着要买电子产品和玩具，因为棕榈滩全日制学校里其他孩子都有。

    “他们回到家就说：‘谁谁谁昨天买了Xbox360和小人车玩具，还有一架弹珠游戏机。’我会说：‘那很好，不过不能因为你们想要就马上给你们买，你们得耐心等待，等到生日或者节日的时候才能买。’”

    新贵们养育孩子的方法和老式贵族形成鲜明的对比。20世纪80年代以前，继承遗产的家庭仅限于贵族家庭，他们对亲自养育孩子的传统相当重视。他们很少谈钱，他们教育孩子要懂得保持低调，绝不能让家族蒙羞，要选择令人尊敬的职业，避开唯利是图的工作。他们给孩子灌输的观点是：贵族是有别于普通人的一个种群，拥有更多的自由，也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贵族父母相信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英机构—寄宿学校、夏令营、教堂、俱乐部和常春藤联盟—能将他们的孩子塑造成优雅的精英人士。（虽然这些地方并不是百分之百有效。）

    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个表亲、《老钱族》一书作者小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认为，寄宿学校在“前新贵时代”的富有社群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我的成长阶段，我们所珍视的道德传统是基督教精神和男人气概的一种奇特融合。那时候相当重视体育运动，尤其是最痛苦的体育项目，比如说冰球和足球。这些运动都能教导我们在巨大的压力下保持耐心和坚忍。那时的寄宿学校跟今天乡村俱乐部风格的私立学校截然不同，前者简直可以说是极权主义，教育我们的理念都是：为了今后的高尚生活，你们必须忘记将要继承的所有金钱和奢侈以及自由。”

    他的家族特别强调逆境对孩子的锻炼作用—虽然那些逆境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比如奥尔德里奇小时候，每个夏天都被分配了很多蓝领的工作，比如在船坞工作，在提腾山脉为一个农村电气化项目挖地渠，还在当地医院的停尸房帮忙。

    “自从在停尸房工作了以后，我在朋友间的地位就直线上升。”他说。

    过去的贵族不希望子孙无所事事，但也反对过分努力上进。他们希望孩子们抛却俗世的一些考虑，专注于更高的精神追求，比如艺术、文化和慈善工作。在自传《生而富足》中，作者杰米•强生—强生集团的继承人写道，当他在21岁的时候问父亲自己的一生应该干些什么，他父亲（也是一个从小拥有信托基金，从来不需要工作的人）告诉杰米应该加入慈善组织，把自己的钱捐赠一些出去。当杰米拒绝了这个建议后，他父亲看起来很困惑，又建议他寻找一门兴趣爱好，“比如收集古地图之类的”。

    老贵族为孩子留下家族财产的同时，并没有提供任何指导性意见。

    “我们那个时代的传统是这样的：你去位于波士顿的乔特•霍尔&斯图尔特律师事务所开个会，在那儿，为你们家族工作的律师会向你解释你赖以为生的信托基金的具体条款，”阿尔德里奇说，“我们就坐在咨询师和信托专家的面前听他们的建议。简直是疯狂，我们真的没有受过任何财产教育。”

    新贵们不愿意重复老式贵族们的错误，他们认为后者的教育方式孕育了无知和懒惰的贵族病。寄宿学校过时了，全日制学校逐渐取代其地位。由于大多数新贵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所以很重视培养孩子的工作责任感—虽然他们在物质上宠溺孩子。一次调查发现有86%的富翁父母认为“让孩子通过努力工作学会金钱的价值”非常重要，虽然只有1/3的父母鼓励孩子勤工俭学。

    新贵们希望下一代也是努力的奋斗者，他们希望孩子们将来也辛勤赚钱，或者至少不会散尽家财。

    教育方式改变的结果为美国社会创造了一个新兴的“财富教育”市场。新贵们不愿意将自己财产的未来交到银行家和律师手中，而是把孩子送到特殊的项目中接受教育，让他们成为家族财产的称职管理人。

    

本文摘自《一群富豪的奢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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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豪的生活仿佛不是在这个地球上发生的事，他们似乎生活在另外一个国度——从欧洲城堡里的管家学院到富豪子女的财富继承培训班，新型富豪们拥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在经济中发挥着奇怪的作用：住在金字塔尖上的这一小群人决定了一个国家70％的消费；新型富豪“创造”了新的“财富文化”：世袭的旧式贵族被自己致富的新式富豪比得黯然失色，过去签支票式的低调慈善行为变成了当今高调的慈善宣传；更有甚者，富有进取心的新富豪们在越来越多地涉足政治。本书描述了一群富豪的奢华生活，揭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深刻的文化讽刺和社会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