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成为交际场里聪明点儿的动物吗？(1)

　　为了避免将我们的讨论偏离到哲学范畴的风险，我想，我们有必要仔细思考一下社交商科学更为宽泛的含义，同时，我们还应该弄清，对这样一个学科的研究，会将我们引向何方。

　　一个来自遥远星球的观察家——假设他居住的星球的文化，比我们地球的文化更先进、更成功——看到我们人类在相互协作上的无能，看到我们无法克制自己野蛮的行为时，或许会惊恐不已。公允地说，这个外星人应该赞扬人类通过通力合作和共同努力而创造出的奇迹，虽然他也会谴责我们不可饶恕的暴行。没有任何人敢于蔑视大金字塔、巴拿马运河、登月计划、互联网以及白雪溜冰团（Ice Capades）〖美国著名的冰上舞蹈表演团体。——译者注〗。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这个外星观察家或许会指出，我们人类的行为已经证明，就像我们能够通力合作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一样，我们同样也能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同样能制造重大的苦难。比如，很多让我们骄傲无比的伟大工程，都伴之以“惨重的灾难”。在印度，很多才华出众的能工巧匠完成泰姬陵工程以后，惨遭沙贾汉国王的毒手，他弄瞎了主建筑师的双眼，以防止他们复制自己的杰作。史书记载，巴拿马运河的修建，夺走了五千多工人的生命。

　　如果纵览我们人类更久远的历史，这个外星观察家无疑会将我们界定为嗜杀成性的物种，马克-吐温曾经写道：“……唯一为了肮脏的金钱可以冷酷屠戮自己同类的动物。”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左右中，每年在战争和其他暴力事件中丧命的人平均就多达一百多万人，这还只是直接受害者的数字，而间接受害者——饥饿、疾病和社会动荡造成的死亡——的数目更是无以计数。

　　英国著名作家和社会评论家HG威尔斯曾经说过：“文明社会越来越像教育和灾难之间的一场竞赛。” 已故人类学家史蒂文-杰-古尔德将我们人类定义为尚年轻气盛、不谙世事的物种，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表明，我们会比蟑螂存续得更久。

　　天马行空般地游历了一段时间以后，接下来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人类需要完成三件事情，以改善我们的生存境况，同时，它们还能让我们生活于平和的状态中。三者之中的任何一件，都无法独立解决人对人施予暴行的问题，即使将它们合在一起，也只是减轻暴行的严酷程度，但是，如果我们逐渐丧失它们，那么，我们只能在苦难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第一，我们需要社交商水平很高的领导者。我们特别需要能清晰表述发展前景和美好景象的领导者——尽管他们描绘的前景不会惠及每个人。我们需要那些能促进我们上进，同时，能引领我们个人以及整个社会健康成长的领导者，而不是那些引起我们深深的敬畏并迎合我们自私贪欲的领导者。

　　第二，我们需要一个尊重与高社交商水平伴生的原则和行为的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应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理解他们有朝一日必将行走于其间的现代文化和亚文化，这个教育体系应该强调，协作比冲突更富价值。我们需要的教育体系，应该训练年轻人清楚表达自己的思想，应该训练他们获得他人理解的方法，应该训练他们三思而后行——在对他人的行为做出反应前，要先行理解他人。除了在青少年中颇为流行的语汇——“太可怕了”、“不可思议”、“我觉得……”、“噢，天啊！”、“无论怎样”，等等——以外，我们需要的教育体系还应该为孩子们的语汇提供其他选择。

　　第三，我们需要一个代表文化更高价值的传媒环境，而不只是让媒体迎合公司的广告趣味，那些公司的执行官们自认为有权销售任何产品，自认为有权将产品销售给任何人，而且可以不择手段。如果我们将讨论的指向，从泛泛的、没有清楚界定的“媒体”，转向那些运作、操控以及管理环绕我们左右的传媒环境的业界领导者，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比我们现在的作为更有成效——让他们负起自己承担的责任来，此外，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领导者、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社会制度以及我们的政策代言人，那么，关注点的转变还可以减少我们对严重后果的忧虑。

本文摘自《迈向成功人生的5大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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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孩子快乐成长？婚姻关系如何美满幸福？企业高管如何调动下属的斗志？办公室政治让我们疲于应付？为何我们总是对某些人拥有莫名的好感？别人无意间的一句话却让我们方寸大乱？
　　在本书中这些让我们颇费思量的问题都做了详细解释，并进一步指出社交能力已成为衡量我们生存能力的一项基本指标，将决定我们的心智表现，并决定我们将来的走向与可能取得的成就。如果说在职场中有“智商决定是否录用，情商决定是否升迁”的说法，那么社交能力则决定着你在职场内外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