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并制订）“互动的规则”

　　人们之间产生的任何互动，都涉及一方对另一方行为方式的预期——也就是“互动的规则”。当参与互动的各方都很清楚，而且也都能遵从大家认同的互动规则时，互动就能以友善的方式进行，并取得成功。而当一方或者多方以无法得到认同的行为践踏互动规则时，严重的冲突就会随之产生。

　　互动的规则可能是既有的——“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也可能是在一方或多方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而拥有影响、制订或者确立互动规则能力的人，就会被推举为领导者。最低限度，我们也应该有能力预见到互动规则，或者当它们逐渐形成时，我们应该有能力觉察到。要想获得制订规则的资格，我们则需要让自己的行为举止更富影响力。

　　例证：我在美国陆军服役期间，我们的部队驻扎在华盛顿特区附近，当时，我常常有机会出席在五角大楼召集的会议。通常，这类会议的参加者既有军官，也有非军方的专家。因为从驻扎的基地离会场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为避免换装的麻烦，参会时我总是穿着全套制服，在秋冬季节，我们穿的是美国陆军的绿色标准制服——军裤和制服上装（军人们把上装称之为“外套”）。

　　一般情况下，只要会议一开始，我很快就能猜到讨论的议题，我判断的依据是，与会的高级军官是穿着制服上衣，还是把它脱掉。如果他穿着制服上衣，将军衔徽章清楚显露出来，我便会推测到，会议不会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讨论会。他的着装传达着这样的信息：在与会者中，拥有最高职衔的人是“不容质疑”的人，而我们这些军衔较低的军官要想发言，只能听命。

　　如果最高军官脱掉了制服上衣，其余的人也会如法炮制。没有了别有徽章的制服上衣，也就意味着人们的军衔差别“消失”了，只有军裤上的黑色条纹还能显示出一个军官的官阶。在这种没有了制服上衣的行为背景中，人们很容易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太正式的讨论会，而且会议会包容各种观点。我还注意到，有些高级军官经常在会上脱掉制服上衣，而有些，则总是穿戴得一丝不苟。

　　你从下面两个对照鲜明的例子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行为方式是否能满足情境的需要，可以决定他是否能影响互动规则的形成。

　　例证1：一位在某个大城市巡逻的警官，看到一个驾驶高级轿车的人闯了红灯。这位警官马上打开了警车的顶灯，那个驾车者见状，紧张不安地找地方停车，驶过了两个路口之后，他才把车停下来。他刚把车停稳，警官就从车里下来，懊恼地踹了一下他的车窗，一脸狂怒。

　　“嘿！伙计！你是瞎了眼了，还是怎么的？你没看见我的警灯吗？我让你停车你为什么不听？把驾照和行车证拿出来，快点儿！”

　　那位忙乱而窘迫的驾车者把驾照递给警官，警官给他拿传票的时候，他一直怒气冲冲地坐在车里。当警官让他在传票上签字时，他草草写上自己的名字，一把从警官手里夺过传票副本，大踩油门，扬长而去，他知道，这一天算是毁了。回到办公室，他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投诉了那位警官，向一位警督极为详细地描述了那位警官的行为、动作和肢体语言。

　　例证2：另一位警官在一个犯罪高发区巡逻，正值深夜，而且独自一人。他看到了一个高大的男人，肌肉发达，身上刺着在监狱犯人身上常见的文身图案，正从一个便利店前的停车场走过。根据以往的拘留记录，他认出了那个人，知道他正在假释期，而且很清楚他是个臭名昭著的坏蛋。

　　他将巡逻车停在那个人身边，让他站住。当他下车和那个家伙说话的时候，那个假释犯转过身，开始大骂警官。

　　那位警官对假释犯说：“先生，你不能那么和我说话。我是代表法律的警官。这时候开口大骂是不合适的。请你过来。你被捕了。”

　　怒气冲冲的前犯人冲向警官，从后兜里拔出刀子。警官意识到，自卫战开始了。

　　两种结果都基于这样的事实：某些警官先是选择了错误的语言，之后，又对自己面临的情况采用了错误的方式。

　　在第一个例子中，那位警官的反应明显过激了，他大发雷霆，任情绪干扰自己的职业操守。在第二个例子中，那位警官没有采用足够“有震慑力的举止”，没有通过自己的言辞、职业符号（徽章、制服、武器）以及娴熟的行动，在危险的情境中制服危险分子。

　　警官常常要面对严峻的心理挑战。很多时候，在同一天中，他们就要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境多次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当一位警官进入一家餐厅用餐时，在其他顾客面前，他或她不能采用具有威胁意味的行为方式，在这种情境中，人们希望他们扮演友善的角色。

　　而在不同的情境中，或者在发生突发情况时，他或她则必须将自己迅速“切换”为“掌控局面”的行为方式。在普通人中，很少有人能自如应对这种心理挑战以及情境突发变化所带来的压力，事实上，也并不是所有的城市官员和警官都能对此?付自如。

本文摘自《迈向成功人生的5大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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