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根生　我们也是九死一生(6)

    牛根生：我是被免职的。我是1998年作为老板的第八任副手被免掉的，在我之前有七个，此后也还有别人。但在被免职之前，这一年我曾三次主动辞职。因为到了这一年，老板的心意已经变了，开始对我在意了。过去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对的，到那时做什么都是错的。（金岩石：功高盖主。）三四月份时，我就写了一个报告。里面说君让臣死，臣一定得死，君让臣活，臣一定得活，关键是君的问题，不是臣的问题。我看出你有这个意思把我拿掉，如果是真的，你把我的后事安排好，我算是自愿辞职，你批准就算了。结果郑大哥说不行，说他没有这个意思，是我想多了。但等到做事时，还是那个样子，我说什么都是胡说，想做什么都做不成。我说现在是中国牛奶业大发展的机会，伊利应该加快速度，也说我是胡扯，是“大跃进”。于是六七月份和九十月份时我又递了两次辞呈。递上去以后，郑大哥还是说没有那个意思，你千万不要走。11月份开董事会的时候，却来了个突然袭击。所有的议题都谈完了，拿出我的那三份辞职报告，说是大家讨论一下，老牛不想干了。要让董事会现场表决，要么留他要么留我。11个董事，6票同意他留下，5票同意我留下，6∶5，我走。（曹启泰：这么说，当时董事会里，支持你的人也很多。）是。于是免去了我的所有行政职务和党内职务。董事还没有免，因为董事股东大会要第二年才开。于是我在一夜之间位子没了，帽子拿了，车的钥匙都给收回去了，拎了个包就出来了。（袁鸣：所以您就决定单干了。以您的个性来说，你不让我干，我非得干，还得干得比你好，是这样吧?）是。当时出来，刚开始我还想过干海鲜大排档，在呼和浩特开一家饭店算了。（曹启泰：还好，不然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蒙牛海鲜大排档。）

    袁鸣：这么说，您开始做蒙牛时，身份上还是伊利的董事，这是不是有点不具备职业道德？（牛根生：可能大家对企业道德不太理解，企业有这样的事情。）

    沈青：我可以来解释一下。从企业的国际惯例上来讲，牛根生从伊利出来了，郑俊怀可以要求老牛5年不能从事乳业，但是要给他补偿1000万元的利益。为什么呢，因为他给这个行业作了这么大的贡献，你必须用利益来补偿他。但郑俊怀他没这样做，车钥匙拿走了，办公室交了，你就空手走人吧。（牛根生：BP机也收了。）这种情况下，他完全有自由可以再重新选择。

    我就是要做乳业

    牛根生：刚做蒙牛的时候，一开始最主要的投资人，一方面来自过去的部下，一方面来自过去的合作伙伴。因为我在伊利这个国营企业做了10多年，曾经是生产经营的副总裁，也分管销售、广告宣传、设备建设这一块。所以很多跟我做过业务的人，说老牛管国营企业，连一杯茶都没喝过我们的，一根烟也没抽过我们的，做国营企业他都能做成这样，如果他做个人企业，肯定没问题。很多我在伊利的旧部，只要发了年薪，我就给大家分了。给我派一个买桑塔纳的指标，当时20万元，我最后买了4万元钱一个的天津大发，我下面的四个领导一人一辆，加上我自己一共五辆车。那个时候，就奉行财散人聚的这种做法。

    牛根生：这个习惯也是从小带过来的。因为养母曾经是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所以文革时期养父母都被抓起来了。就我一个小孩子在外边，经历了太多挨打受气的事情。班里的女生有了气，也揍我。于是我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一块两块，给周围的孩子一分，买点东西，一吃一喝，发现能聚人。后来觉得这个办法好，那时才七八岁嘛，过一段时间再给大家花钱。结果再有小朋友来打我的时候，这些小朋友先去打他，我让打谁的时候，他们就打谁。（曹启泰：这个不能拍手叫好，我们只能默默的同意。）所以后来就把这种习惯带到企业里。

本文摘自《商道即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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