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根生　我们也是九死一生(7)

    沈青：牛总这个做法，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典故的。当年宋江写了反诗，被抓到牢里去，水泊梁山一帮人去打劫，把他救出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宋江口袋里经常装着点碎银子，张家缺钱送一点，李家缺钱送一点。因此他是先散钱后聚义，把钱散了，就是把义聚起来了，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把品牌聚起来了。等到晁盖一死，兄弟们就立即拥护宋江做了老大。

    牛根生：当时有一件事我想得非常明白。那就是，和我在一起的这一帮人想干点事。他们跟我说，老牛，你不能就这么走了，你走了对不起弟兄。你是40多岁的人，没做过别的事，我们也从小一起跟你干活，我们也没有别的本事。

    沈青：刚才牛总讲到的这段经历，实际上反映出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国有企业的体制。如果是个民营企业，即便牛总是CEO，大不了我给你加工资，给你年薪，给你股权，你给我好好干嘛。但在那种国有体制下不行，因为牛总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工人，最后做到能和老板分庭抗礼。老牛虽然身上披的是一张羊皮，但实际上他也是一只老虎。（金岩石：一山不容二虎。）对。第二个问题，从企业竞争和行业发展来讲，郑俊怀又做了一件好事。如果没有当时老牛的离开，就没有蒙牛的今天。今天回头来看，蒙牛迅速地起来了，但是伊利仍然存在，这是一件好事。

    ［短片：蒙牛初创旧址］

    牛根生：这是1999年蒙牛刚成立时租的办公室，只有53平方米，在呼和浩特市里。这个小房间呢，原来没有门，是我们的茶室。那一年刚从伊利出来，我就穿这条蓝裤子和这件上衣。车也是当年那辆捷达，蒙牛的第一辆车，跟了我好几年，很有感情。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家坐在办公室里，还老往窗户外看，看窗外停着的车，别把车丢了。

    牛根生：这个地方是我定的。当时我告诉办公室的白主任，他现在是公司主席，说一定要租一个房子，越贫民化越好，越犄角旮旯越好，越别人找不到的地方越好。当时房子周围的居民也不知道这就是蒙牛的办公室，因为蒙牛的广告在街上打得挺多挺靓，谁也想不到是这么一个小作坊。我记得很多股民想来交钱，特别难找，我们得在外边街上派个人，把大家领进来才找得见。为什么租这样一个房子？一个原因是原来的企业有十几亿元，出来以后，怕原来的员工看见丢人。再一个，怕人找得见的话，别给砸了。（曹启泰：什么叫做困难，什么叫做绝境，什么叫做绝处逢生？）

    牛根生：当时入股入了将近1000万元，包括原来的旧部，还有业务单位，大家集资。到了7月份，有一天，三个银行的工作人员，带着两个带枪的人来了。那时屋子里有两张办公桌，桌上堆着100多万元人民币。这些人进门一看，什么恶劣的环境，桌子上竟然放着100多万，肯定是非法集资，连人带钱就给抓走了。后来是和林格尔的县长和县委书记把我给要回来了，说这个人不能抓，钱也不能没收，他的企业在和林格尔，包括产品都正在外地做加工，现在正需要这笔资金。那时我们也正在和林格尔盖工厂，又有曝光的了，说我们正在毁林，也要抓人。当天晚上，县委书记和县长给我开会，说你是我们开发区请回来的，毁林跟你没关系。但是有一点，明天我们就去跟人家应对这个事情，如果你干得好，判5年我们3年就能出来，如果你干得不好，判3年，我们要坐到5年才能出来。老牛，你可得好好干。我说好。

    沈青：如果大家喝牛奶的时候，想到这些事，这牛奶都喝不下去。

    曹启泰：但话讲回来，《波士堂》也为大家呈现了一个最真实的、企业界的，而且是最高管之间的竞争。

本文摘自《商道即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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