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言必信，行必果：儒商鼻祖的经商之道

　　儒商精神：以义取利，以利济世，以和为贵，以儒兴商。

　　儒商人格：仁爱立人，见利思义，讲信修睦，乐于施善。

　　儒商生活：博学儒雅，亦文亦商，以商养儒，以儒促商。

　　儒商之道：重守诚信，谋利有度，宽厚圆融，内圣外王。

　　过去，经商之家都会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陶朱事业，端木生涯”8个大字。这里的陶朱指的是春秋时的范蠡，端木指的是端木赐，也是春秋时期人。端木赐是他的名字，他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字——子贡。子贡不但是孔子的杰出弟子，而且经商有成，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和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儒乃秉承儒家学说的文士称谓，其天职在于“求道”“求义”；商乃通货之民，其本性在于“求利”“求财”。中国传统文化以重义轻利、修身齐家治国、成贤成圣为最高追求，故而尊儒而贱商。

　　其实，商比儒的历史可能更为悠久。相传，殷商的先祖之中有一个叫王亥的人，他曾经训服了牛，发明了牛车，使畜牧和运输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他曾带领其部落的人远行，与其他部落以物易物，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他的部落被称之为“商”，并很快地富裕起来，其后世子孙汤建立了强大的商王朝。

　　把儒和商结合起来的人，首推孔子的高徒子贡。子贡是孔门72贤中的佼佼者。子贡跟随孔子学习儒术，追随孔子周游列国，同时也经营商品。他在儒学上有极高的成就，在经商上赚了不少钱财，富至结驷连骑。

　　子贡经商，而孔子曾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话，这也被误解为是孔子对子贡的批评和鄙视。其实，孔子并不鄙视经商，他是殷商的后代，并自称是“殷人”，他是个对祖先极端尊敬的人，根本不可能鄙视经商，因而他不会因此而看不起子贡。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语中的“君子”和“小人”，并不是从道德的意义上说的，而是从“位”或“名分”的意义上说的。君子是指在位者、当权者，犹如“大人”；小人指的是无位者、非当权者，犹如“小民”。

　　在位掌权者不谋自己的份内之事，而仅谋求一己之私利，社会必然陷入混乱之中，故君子当喻于义；而老百姓只能是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求利以养父母和家人，故小人当喻于利。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工商业开始兴起并逐步走上繁荣时期，此前那种宗族公社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模式，以及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状态已经土崩瓦解。子贡乘此机会，往来贸易，孔子称赞他“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论衡·知实》)。

　　子贡虽然家累千金，但他“富而不骄”“富而好礼”，他曾自己出巨资，赎回一批鲁国奴隶的。可见，子贡是一个“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儒商。《盐铁论·贫富》中记载：“子贡以着积显于诸侯，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称其仁。”这就是说，子贡和陶朱公都因货殖发财而名扬于世，他们交往富者，同时也帮助和抚恤贫者，所以上自君王，下至平民，没有一个不得到他们的好处，从而也都称颂他们的仁德。子贡到各国做买卖，各国的君主都以平等的礼节来会见他。

　　子贡作为儒商始祖，奠定了中华儒商文化基础，他曾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治长》)做到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互相尊重，互不伤害，互惠互利，平等相处。

　　子贡经商以诚信为本，《论语》中，多处记载着子贡与孔子探讨“信”的问题。子贡深知“信”乃立足之本，没有了“信”，一切都不可能存在，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使他在经商中羸得了很好的信誉。他“不受命”，敢为人先，才达到了“亿则屡中”的经商境地。

　　《论语·子罕》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对孔子说：“这里有块美玉，是把它收藏在柜子里呢，还是找个识货的人卖掉呢？”孔子说：“卖掉！卖掉！连我都在等待识货的人来买呢。”有美玉不应该藏起来，而应该等个好价钱卖出去——老师也有这样的看法，子贡很高兴。成语“待价而沽”，就是出自这个典故。

本文摘自《揭开中国历史上名商巨贾的成功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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