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军队思想建设理论的由来和发展(1)

　　毛泽东的这套管理办法是在他带兵实践中被逼出来的。

　　在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在缺少城市工人群众参与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有没有可能不走以往农民起义军的老路，建立起一支以农民为主，却又无产阶级化的革命军队？如何建立这样的军队？这是全新的问题。

　　在巩固和发展红军的实践中，毛泽东认识到思想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他不仅深入到官兵中间，亲自做思想工作，经常给部队讲课，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错误倾向，而且注意总结经验，使之上升为管理理论。

　　《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服从无产阶级领导的，服从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需要的工具”。

　　毛泽东关于军队思想建设理论的形成、确立给了人们一个深刻启示：思想教育的价值并非一目了然。对思想建设重要性的认识，管理者往往会经历一个过程。红军是通过古田会议统一认识，走上思想建军之路的，企业是否也需要召开自己的“古田会议”呢？

　　将管理与教育融为一体，力图通过教育提高人的思想觉悟，来达到管理目标，是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一大特色。在这方面，毛泽东有一系列精辟的阐述。在毛泽东的倡导和组织下，我军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夸张地说，思想教育堪称毛泽东领导下人民军队管理的一绝。时至今日，国内外学者谈到毛泽东，大都对其通过灌输影响官兵思想的本领赞不绝口。可有谁知道，毛泽东的这套管理办法也是在其带兵实践中被逼出来的。

　　我军是在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创建的，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在强大敌人的包围中。在新的革命高潮一时无法到来的情况下，弱小的红军能否生存，如何发展，当时党内及社会上是有不同看法的。如1929年陈独秀在《论红军问题》一文中就提出，如果革命高潮不能很快到来，朱毛一类所谓的“红军”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因为偏僻农村的社会环境及生活方式，会使这种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队伍日渐流氓无产阶级化，会不时发生领导层内讧，最终脱离党的领导，变成新式流寇。陈独秀断言，这种“红军”没有存在价值，也没有任何前途，只能导致党内许多好同志的无谓牺牲。

　　如果纯粹从理论上推断，陈独秀的分析不无道理。在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在缺少城市工人群众参与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有没有可能不走以往农民起义军的老路，建立起一支以农民为主，却又无产阶级化的革命军队？如何建立这样的军队？这是全新的问题。不仅陈独秀持怀疑态度，就连当时实际上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和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无法给出明确答案。

　　如果说党的其他领导人只是从理论上意识到红军的巩固、发展及无产阶级化可能出现问题，那么，亲自组织和领导这支队伍的毛泽东，对问题的感受显然更真切、更深刻。事实上，初创时期的红军本来就成分复杂，加上环境恶劣，出师不利，部队的士气一度非常低落。不仅士兵和基层军官失望、彷徨，不知出路何在，就连一些指挥员也发生了动摇，离队的离队，叛变的叛变。如秋收起义部队的师长余洒度、团长苏先骏等，就先后以向上级汇报情况为借口不辞而别。“三湾改编”后，部队整编为一个团开赴井冈山。上山不久，团长陈浩、副团长韩壮剑、参谋长徐恕等又密谋拉队伍叛变投敌，被毛泽东及时发现并处决。

　　要巩固和发展红军，最难的还不是对付动摇分子，而是如何做好留队官兵的思想工作。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说不清真正的红军到底该如何建、怎样管，官兵中各种想法都有，出现了许多不良倾向。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列举了其中的八种，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读过毛泽东这篇文章，设身处地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不难感受到，当时官兵的思想多么混乱，要巩固和发展这支军队多么不易。事实上，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在全国各地曾组织领导了100多次武装起义，可获得成功并保存下红军部队的只是少数。一些起义之所以没能成功，起义部队之所以没能保存下来，与领导人缺乏理论指导和带兵经验有直接关系。

　　正是在巩固和发展红军的实践中，毛泽东认识到思想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他不仅深入到官兵中间，亲自做思想工作，经常给部队讲课，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错误倾向，而且还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使之上升为管理理论。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4页。“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为此，必须“加紧政治训练”。《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4页。“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4页。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有了注重从思想上建军，将思想教育作为管理部队基本途径的明确意识。

　　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军的主张，开始并没有为红军其他领导完全理解和接受。朱毛会师组建红四军后，领导层内部围绕如何建军、如何带兵等问题不断引发争论。部分同志受旧军队单纯军事观点的影响，以为红军的任务与白军相仿，只是单纯的打仗，因而“军事好，政治自然就好”，不管用什么方法带兵，只要能打胜仗就行。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分歧公开化了。表面上看，当时争论焦点在设不设立红四军的军委，可问题的实质却是究竟应该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如何建设这支军队。由于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军的主张带有相当的独创性，与以往任何军队的管理都不同，故当时并没有被多数同志接受。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影响，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落选了，不得不离开红军领导岗位。部队思想建设受到削弱后，各方面工作都受到影响，红四军接连打了几次败仗，人员损失了三分之一。经过正反事例的对比，红军指挥员们开始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在党中央的直接指导下，毛泽东重回红四军领导岗位。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在总结建军两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亲自为大会起草了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基本精神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服从无产阶级领导的，服从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需要的工具”。古田会议共形成了八个决议案，其中三个是关于政治教育方面的，即“关于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党内教育问题决议案”和“关于士兵政治训练的问题决议案”。这些文件的形成，意味着建军以来部队内部时常争论的一些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首先，《古田会议决议》指明了军队政治思想教育的极端重要性。通过分析红军中错误思想的八种主要表现，决议指出这些错误思想是因为红军成分及党的领导机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造成的，对红军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革命给予红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并有使红军离开党的领导的危险。因此，“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上述观点的提出，从根本上确立了思想教育在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本文摘自《领军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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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著名企业家虽然很成功，其经验值得推崇和剖析，可他们毕竟只是创办或有效管理了一个企业。而毛泽东却成功地缔造和领导了一个党，一支军队，打下了一个天下。
历史上像毛泽东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将起义失败后残留的不足千人的队伍，培育成无坚不摧、雄视天下的百万大军，并目在武器装备远落后于对手的情况下，仍能令号称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对手不得不乖乖地坐到谈判桌前，这种丰功伟业绝无仅有。
所以，在中国办企业，搞管理，不能不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思想。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思想不能不讲毛泽东、而讲毛泽东管理思想要首推其军队管理的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