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生存法则(2)

　　其实，乡镇企业这些年来走过的路亦是如此。提到乡镇企业，不能不说在20世纪80年代就成为农村改革楷模的鲁冠球。这位乡镇企业发展史上的活化石，刚刚完成了从集体企业到家族制企业的“和平演变”，而当《福布斯》把他评为“中国巨富”、当人们终于明白万向集团姓鲁时，不禁吓了一跳。与鲁冠球几乎同时起步的农民企业家——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曾经达到的威望与口碑让前者望尘莫及，20世纪90年代初曾有“南有深圳城，北有大邱庄”的说法。他那“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名言曾一度把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诠释得令人拍案叫绝。我曾问他，若从政可为何位？他十分轻松地答曰：可为公卿。就政治谋略而言，其言并不夸张，但就为人处世含而不露而言，此君则差矣。由于认识不同、方法不同，后者自以为凭经济实力就可以成为一面旗帜，就可以“老子天下第一”，结果小河沟里翻了船。从昔日的改革楷模、明星企业家沦落为阶下囚，最后郁郁寡欢地死于医院之中；而鲁冠球则凭借娴熟的政治、经营智慧，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求生，继而又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乘风破浪，历经周折而不倒，一直扮演着党的“好孩子”之角色，最终取得了政治荣誉与经济收益的双丰收，一路成长为中国乡镇企业界屈指可数的、跨世纪的常青树，并且，还一不小心登上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同在乡镇经济的一棵树上，却结出两种不同的果子，其原因不能不归结为生存智慧的精通与否。生存法则之五：头脑清醒，莫把偶然当必然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发轫之时，到处都是待开垦的处女地，机会很多，由此，也造就了一批敢于喝“头啖汤”的人。当别人还在睡梦之中时，这些人已经开始大把大把地收获了。我认识一个身价上亿的老板，其墙上挂着的座右铭是：贵在大胆。早期，这种钻政策空子，打擦边球，甚至不惜走私、造假发达起来的老板不在少数。然而，大泽风云转瞬即变，也许是成功与财富来得太容易了，企业家倘若因投得一时之机，错把偶然当必然，而不能根据情势之变迁及时地调整策略，那么，他离栽跟头也就不远了。此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牟其中正是这样一个在偶然中成功、在必然中灭亡的例子。1991年，牟其中倒飞机的成功，也许正是其失败的开始。用中国的轻工物资去换苏联的飞机，这种原始的以物易物的贸易，数额巨大，又欠缺信用中介，操作环节繁杂，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一般头脑清醒者想也不敢想的疯狂事，牟其中却硬是把它变成了现实。难怪当时的人们认为他是神，他自己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如此，其后的失败是迟早的事了。其实，其芝麻开门式的奇迹，皆因巧遇苏联的顷刻解体，不要说资源，连国土都要重新划分。那时苏联国内局势的空前动荡，才使得俄罗斯人决心冒一次天大的风险，对明天摸不着头脑的飞机掌控部门一咬牙：“再不冒险，以后恐怕连冒险的机会都没有了。”于是，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飞机先期飞抵中国，牟其中以此拿到了第一笔资金，并由此启动了所有的交易链。牟大胆成功了！正应了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一句话：“虚构的故事要讲求逻辑，而现实的故事则不必顾忌逻辑。”牟其中硬是用“空手套白狼”的手法把4架图-154换了回来，从而演绎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商业传奇。既然空手可以倒来飞机，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呢？一个偶然的巨大成功从此膨胀了牟其中的革命理想，其想象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一会儿想在满洲里搞一个东北亚经济区；一会儿想发射卫星；一会儿想把喜马拉雅山炸个口子，让印度洋的暖流进来，把西藏变成江南；一会儿又谋划着在地球上建几个硅谷。我同牟其中先生打过交道，他确有广阔的思路、宏大的气魄、惊人的口才，若去做经济学家，绝不逊于时下中国学术界窜红的“京城四少”，但他搭错了车，只称得上是一个“搭错了车的时代枭雄”。生存法则之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稳定的游戏规则尚未建立起来，由此催生了一个个暴利的故事，很多人借此完成了原始积累。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与经济是一对孪生兄弟，同时二者也充满了博弈。因此，很多企业家都同时具备政治头脑，深知该如何与政治跳狐步舞，既讨得政治力量的欢心，又不缺物质上的实惠。没有政治资源支持，事业很难做大；但过于依靠政治资源的支撑，也不免会在市场中翻船。故凡成功者，大多是在政治运营与经济运营之间走钢丝的能手。不善经营者，或者热情过度拥抱政治者，往往没有好结果。这如同滑雪，两脚之间如何平衡确实是一个大学问。当初，倪润峰以企业家中唯一的中央候补委员之威，率领长虹集团高歌猛进时，大有“旌旗蔽空”之势，让人颇生“固一世之雄也”之慨。坦率地说，倪润峰与他同时代的国有企业掌门人们相比，与那些急功近利、落袋为安、鼠目寸光的企业家们相比，无疑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市场意识及产业意识的优秀企业家。从军工转为民用，从官员转为企业家，从国有资源的管理者变成市场拓展者，倪润峰都很成功。他一度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中可以兴风作浪的时代巨人，在偏僻的山区创造出了“绵阳奇迹”、“长虹神话”。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奇迹过多地依靠了特殊国情下的政治之手与特种资源。这种攻城略地的手段与方法不计成本、不计代价、只求规模的最大化，置市场与效益最大化于不顾。短短数年，生态环境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社会渐以市场为主，而非以政治行为和长官意志为主。社会的发展已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规范竞争、制定规则。而随着中国进入WTO，大家必须遵循共同的竞争规则，竞争的公平化、透明化筛选出的定是那些按自然生存法则打拼出来的、生命力强健的企业与企业家。面对市场经济的野狼群，习惯于“圈养”的园中狮，若不历练自己的捕食本领，那么，其昨天的优势可能正是今天的劣势，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能及时地适应从“圈养”到“野生”转化的企业，在放归大自然之时，难免会成为被群狼撕碎的病狮。有另外一种人，虽然不太懂政治，却能应对自如、收获颇丰。奥妙何来？据他们的经验，叫做“听党的话，当好孩子”。当政策上刚开了口子时，要当仁不让，赶紧地成为试验的先头兵，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源，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占了先机，笨鸟先飞；二是即使以后政策关了门，自己也占足了实惠，而别人却没有机会再重演旧事了。所以，这种走钢丝的方法看似不加选择，其实却反而是最安全、最实惠的。不知这种生存智慧能否被称为“大智若愚”，但它的确不失为一个博弈的良方。生存法则之七：任人唯亲，情有可原目前，随着中国民营企业的逐渐做大，家族企业、现代企业之争不仅是学术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更是民众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家族制企业“任人唯亲”、“唯血缘是举”的做法似乎成了众矢之的，不少人甚至宣称，其如果不改弦更张、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入关之后，必定会被狼吃掉。道理如此简单，连平民百姓都知道，可为什么充满生存智慧的中国企业家们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呢？做大、做强、做好，难道不是他们的目的吗？跑步前进、纵深发展、直捣黄龙，难道不是他们的理想与追求吗？难道他们不知“发展才是硬道理”吗？近几年，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企业家，方知在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重庆摩托大王尹明善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企业家，现代企业制度所崇尚的理论与思想其不可能不知；家族制管理会限制、影响其企业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他也心知肚明。而他的产业如此庞大，那他理应早实施现代的产权与管理制度了。孰料，他不仅是坚定的家族化管理的拥戴者，更宣称保持家族化50年不变。经验来自教训。创业初期，正当他欲大展宏图之时，他最欣赏、信任的一个徒弟却要离开，他满腹疑惑，不知就里。徒弟临行时告诉他，他的皮箱里装满了公司的机密文件，想要回，须用100万来赎。闻此言，尹好似五雷轰顶，遂愤而告官，结果官司打了5年，期间花费的心力、精神、金钱与时间，可想而知。从此，他得出了“家族企业的管理在中国应该是50年不变”的结论。老板们的事业日益壮大，我问他们，其最大的困惑是什么，他们的回答简单而平淡，“没有安全感”、“这个社会太缺乏安全感了”。创维集团老板与其销售总经理发生争执，后者愤而率一百多名营销兄弟投奔高路华，并与前者就佣金提成之事对簿公堂；广西喷施宝董事长王祥林与其聘请而来的总经理王惟尊，短短数月之后，“蜜月”便走到了尽头，原因不是经济纠纷而是刑事犯罪，因为王祥林状告王惟尊“职务侵犯与商业受贿罪”，而王惟尊却说王祥林造假账、欺骗投资者。

本文摘自《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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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长年恪守“丙方的立场”，使王志纲具备了既在市场浪潮中与狼共舞，又在纷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本书展示了王志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观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