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生存法则(1)

　　中国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史，可以说，也是中国企业家的孕育生成史。回首这二十年的风起云涌，我真有《三国演义》中所说的“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的沧桑之感。从改革开放之初占尽天时、地利而崛起的广东万宝电器的邓绍深，到“中国饮料大王”李经纬；从胶东农民企业家中的“蓬莱八仙”，到一度名震中华的大邱庄庄主禹作敏；从“中国民营经济的领军人物”中关村四通的万润南，到“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牟其中；从巨人奇迹的缔造者史玉柱，到爱多神话的创造者胡志标，我或同他们打过交道或曾长期近距离地观察过他们。当他们因种种原因或落败或退出江湖的时候，社会上无一例外地都是从经营方面总结他们的失败之因。“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对照与他们同出于沼泽而今终于功德圆满的少数幸运者，我得出的结论则恰恰相反，他们大多并非输于经营，而是死于不能适应“生态环境”，不能随“生态环境”调整并使自己进化，而幸存者则相反。我看不出后者在经营上有多少能超出同辈的“绝活”，但在生存智慧上，他们却无一例外的都是智者与大师。若论企业生存之道，“功夫”同样在“诗外”。今天，在中国企业家即将从无章可循的大泽时代进入到有例可依的海洋时代之时，回顾发生在这些企业家身上的一幕幕活剧，翻看一幅幅现代生存学的画卷，我尝试着梳理出中国企业家生存智慧的十大法则，抛砖引玉，以期能唤起人们对开发这笔珍贵遗产的重视，若然，将不枉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伟大时代。生存法则之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回顾短短二十余年中国企业家的生存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国有企业的风云人物大多销声匿迹，他们或壮志未酬，或抵挡不住59岁的诱惑，或改弦更张；乡镇企业的龙头老大也纷纷变脸；真正存活下来并能成大器的，多半是那些民营企业的弄潮儿。不是因为三者的素质有什么先天的差别，只是环境不同，生存能力不同，结局也因此不同罢了。究其原因，国有企业的运营者，他们或是政治的衍生物，或是政府部门的经济官员，或是不知为谁而战的财产支配者，他们终归是“圈养动物”，习惯把企业领导这一职位当官来做，而非依市场而行。与之相对应，乡镇企业的企业家好比“放养动物”，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则好比“野生动物”。当大家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觅食之时，倒也相安无事，一旦在同一个平台上角逐，孰优孰劣就很快水落石出了。经济学家中的“制度学派”，由此找到了论证“制度安排”重要意义的几乎所有素材。我的表述则是更为中国化的：国有企业是史前恐龙，乡镇企业是经济怪胎，民营企业则是先天不足、后天可畏。这句话是我十二年之前说的。之所以能说准它，不是因为我有先见之明，而是因为我常年混迹于中国市场经济先行一步的南方这个大泽中，见了太多龙、蛇的缘故。上述现象，社会学家们把它归结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法则之二：商人本位，矢志不移商海无涯，人生无常。最后活下来的企业家，必定是那些真正懂得趋利避害的人。这些人不管来自何方，手段如何，但内心都信奉“以实力论英雄，以财富打天下”的信条，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初衷——追逐利润最大化。正是这种对利润的执著与无尽的追求，其潜在的机警、灵敏与狡诈才会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因此，凡成功者，其骨子里都是地地道道的商人，而那些失败者，大都有意无意地违背了自己的商人定位。古语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在中国几千年重士抑商的等级社会里，锱铢必较的商人一直为人们所鄙视。尽管明清以来，商人可以用财富来博取主流社会的认同与好感，但他们终归是别人手中的一颗棋子，即使是像胡雪岩那样盛极一时的红顶商人，也难免落得个辛酸的结局。20世纪末叶，尽管其间有几次的反复，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向已是大势所趋，伴随“金钱拜物教”的日盛，社会的聚光灯越来越多地投向了企业家，财富运动滚滚而来。这时，涌现出了一批叱咤风云的企业家。但是，如果主人公醉翁之意不在酒，忘记了自己应有的商人定位，或过早现了形，最终难免会以悲剧结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是生存智慧的绝佳写照。知人者，即知晓这是谁人之天下，这是何样之社会，这是怎样之环境；自知者，即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是谁，有多少斤两，即便红帽加顶，黄袍加身，也要头脑清醒。殷鉴不远。我曾经同四通的创始人万润南打过交道，那是1988年底，在当时的中关村。在当时的中国民营企业中，恐怕无人能望其项背，“固一世之雄也”。我曾向其请教过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看法，其谓“南方的市场经济是从地里自然长出来的，北方的市场经济还得经过扫盲、移植、播种”的宏论令我叫绝。遗憾的是，万润南纵有雄才大略，没在经营上翻车，但他却一时头脑发热，犯了“把水中的月亮当成了真月亮”的政治幼稚病，在非常时期站错了队，最后只能流亡海外、销声匿迹了。在商不言商，乃商人之大忌！不幸搭错车的一世之雄牟其中更是典型的例子。这位通过倒飞机而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英雄，曾有满腹的宏图大略。可悲的是，当这位有着浓厚政治情结的狂想家忘情于脚下的时候，却早已“梦里不知身是客”了，因此，其结局也就免不了“人生长恨水长东”。生存法则之三：审时度势，和平演进深谙生存智慧并巧妙地将之运用到企业中去，最终修成正果、功成身退的人物，莫过于联想的柳传志了。柳传志天生是一个商人，当初他进入中科院，我想这应是社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谓学术）”的结果。但是种子总归要发芽。1984年，当柳传志从中科院下海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讲，叫做“憋得不行”。龙归大海，谁也不曾想到他这纵身一跳，十几年后竟跳出一面中国IT行业的旗帜来。联想可谓是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富有研究价值的活标本，但其中的奥妙，西方人搞不懂，声名远扬的哈佛大学商学院也搞不懂，他们的兴奋点是企业管理、产品分销等此类的专业话题。而柳则含蓄地将其总结为“屋基理论”。其实，这种看似简单的“屋基理论”，正是柳的生存智慧之所在。盖房先要夯牢地基，行船须得熟知水性。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纵观联想这些年来走过的路，可谓耐人寻味：其一，联想所谓的高科技其实是从贸易开始的，创业需要第一桶金，而只有商业资本可以短、平、快地达到这个目的。另外，从高往低走，这也正符合生存的需要，并且路会越走越宽。其二，产权改革。柳所精心设计的由内部分红权到股权，再到香港上市的产权之道在今天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在当时却不能不说是一种极有城府的选择。出头的椽子先烂，在早期产权的演变中，任何一道坎出点儿差错，都会酿成意想不到的后果，而柳传志却绕过来了。其三，媒体曾经盛传一时的“倪光南事件”，表面上看，它是科学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冲突，但其背后是两种生存力量的角逐，是活脱脱的一个现代版的“洪杨之争”。想当初，天王洪秀全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设计了东王杨秀清代天父传言之神话，按时下时髦的话来讲，不过是为了“整合要素”。不曾想，这个烧炭佬后来竟真把自己当成了可以凌驾于天王之上的天父代言人，以致洪天王最终掌控不住大局，弄得鱼死网破，酿成千古悲剧。“道不同不相与谋”，所以，柳倪之争是迟早要发生的，而实力的天平显然也偏向了柳的一边。于是，尽管倪光南使尽了手段，但终归奈何不得早已做大的柳传志，其出局也就合情合理了。柳传志历经艰辛，竟能逃过此劫，比洪天王更技高一筹。其四，柳传志不无潇洒的平稳交接。今日，当其兴之所至地布道于四方，悠悠然信步于高尔夫球场的时候，俨然已功德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柳传志的生存智慧，妙在一个“忍”字，而这种忍，其实是一种最好的等待，一种对耐力的考验。说他曲线救国也罢，说他审时度势也罢，都无非是再一次验证了中国自古就有的“以柔克刚”、“大智若愚”的大学问。既坚持不断革命论，又揉之以革命发展阶段论，柳传志驾驭联想之船“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成功实践，完全是一部中国革命史在企业运营中的翻版。就韬略而言，柳传志是个“懂政治”的企业家。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更是无处不在比“讲政治”。所以，我更喜欢这样评价柳传志的发展史：他在地狱里打了一个滚，在淘到真经之后，又回到了天堂。生存法则之四：深藏不露，与时俱进在生物圈中，动物大多有一种求生的本能，我们称之为“变色龙现象”。他们身体的颜色可以根据季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可以巧妙地掩护自己，达到求生的目的。究其原因，乃是恶劣的生存环境使然。这一点，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亦深有同感，在时代的变迁中，他们大多戴过各种各样的红帽子，直到今天才慢慢地恢复了本来面目。

本文摘自《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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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长年恪守“丙方的立场”，使王志纲具备了既在市场浪潮中与狼共舞，又在纷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本书展示了王志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观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