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7)
政府在确立了国有专营制度后，必设立国有企业体系，而因产权不清晰、授权不分明等缘故，又一定会诱生出权贵经济，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腐败或官商勾结，无一例外地发生在"顶层"。从汉唐到明清、民国，历代晚期都是权贵资本猖獗肆虐之时，往往出现"双首现象"--国家的首相同时是国家的首富。2001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一千年以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中国入选的有6个人，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刘瑾、伍秉鉴和宋子文，除了广东商人伍秉鉴，其余都是政治人物。
与此同时，天性趋利的民间商人通过寻租的方式进入顶层以牟取暴利，从而催生出一个制度性的官商经济模式。自宋之后，特许授权、承包经营日渐盛行，进入明清之后愈演愈烈，当时出现的几大著名商帮，如晋商、徽商和广东十三行商人，其财富来源大多与授权经营垄断产业有关，官商经济模式从而根深蒂固，不可逆转。商人阶层对技术进步缺乏最起码的热情和投入，成为一个彻底依附于政权的食利阶层，他们的庸俗、归附，与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强悍与顽固，构成一个鲜明、对应的历史现象。
其四，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高压之下，民间商人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终日，出现强烈的恐惧心理和财富幻灭感，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
早在公元前2世纪，史家司马迁就指出了当时工商界出现的两个财富积累特征，一是"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二是"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到了唐代，产业资本无法在实体经济领域有效积累的景象已非常普遍，唐史专家刘玉峰在《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中分析了唐代工商资本的五个流向：奢侈消费、交通权贵、土地购买、转化为高利贷资本以及囤积货币。自唐以降，这一景象几乎没有更改，晚明以及清代中期之后的奢靡之风更远胜过前朝，商人在致富之后，即把大量资金从生产领域中撤出，用于日常消费，大肆添置土地及修筑极尽豪华的庄园别墅，无数能工巧匠把毕生的才智投注于雕砖、刻木、制瓷、镂玉，在手工业的精致上越走越远。
历两千年以降，中国商人尽管创造了无数的物质文明，某些家族及商帮在某一时代也积累过惊人的私人财富，可是，他们从来没有争取到独立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也不能在法理上确立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不容统治权力侵犯。所谓"富不过三代"，并不仅仅因为中国的商人没有积累三代财富的智慧，而是因为，财富的积累必托庇于拥有者与政权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则必然是脆弱的和不对等的。因而，财富的可持续积累和安全性，不完全地操于拥有者之手。在财富传承这一命题上，产业的拓展和资本积聚能力，远不如政商关系的保持能力重要。
本文摘自《浩荡两千年》
中国企业史三部曲之三：浩荡两千年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作为“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写作表明，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国时期。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