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增长的局限(12)
财新《中国改革》：看来，土地财政和征地引发的社会问题现象产生于分权式威权制，那么分权式威权制自身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出路何在？
许成钢：对这一问题，很多人都提出过建议。第一种建议是改变考核地方政府GDP指标，原因是包括土地问题等结构性问题都源于粗放式增长模式。但是，如上所述，在分权式威权制下，没有比地方竞争GDP增速更有效的解决激励机制问题的方法了。加上GDP增长自身的重要性，因此靠放弃地方竞争GDP增速来对付结构性问题是"病急乱投医"，不仅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反而会破坏各级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制造出更多问题。第二种建议是中央除了考核GDP以外，还同时考核甚至直接监督地方土地财政和社会稳定方面的指标。如前所述，经济学理论关于此类面对多重目标时，甚至相互矛盾的目标时，对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有清楚的否定结论。因此除非改变体制，否则就没有解决办法。具体地说，由于面对多重目标时无法解决信息问题（地方政府可以轻易地伪造数据欺骗考核），最好的机制是削弱对其中任何指标的考核。例如，考核内容不与奖惩挂钩或甚至不考核。这一理论结论也许抽象地看上去不容易理解，但是，想一想"大跃进"中央号召地方政府"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无情竞赛的血的教训，也许有助于看清这一结论的精髓。第三种建议是，中央将全国土地收入全部收回并直接决定全国土地使用。近年来，在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上都能听到这种声音。中央一些部委也有沿着这个方向的说法或动作。提出这类建议的人可能是出于纠正问题的好心，但这是个退步的建议。从实质上看，这类建议相当于不经意地要把中国的体制或至少一部分，改回到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在古今中外的任何官僚体制里，下级永远知道得比上级多，总是下级决定上级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由中央全盘计划管理的体制永远无法解决最基本的信息与激励机制问题。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对这个经济学普适原理的既通俗又精辟的概要。此外，任何进一步向中央集权的转变都会给市场改革造成更多难以逾越的体制障碍。
哈耶克曾指出："我所关注的知识，是一种就其本质而言不可能体现在统计数据中的知识，因而它也不可能以统计数据的形式传递给中央当局。"这段话从根本上解释了中央集权式的改革尝试何以必然失败。
除了以上所述财政体制问题之外，从更基本的体制结构看，许多政府机构（从中央到各级地方）之所以可以理直气壮、不受约束地以侵犯民众基本权益、动摇社会稳定为代价征地敛财，是因为分权式威权制里的约束是从上到下，官员不对民众负责，还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十条）。这就为政府的土地财政奠定了法律基础。因此，土地问题源于分权式威权制，源于宪法不保护民众的土地所有权。土地问题是决定内需、收入分配、社会稳定等经济结构问题的最大因素。
本文摘自《寻找真实的成长》
中国2012：寻找真实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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