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节：地方债务与土地财政(5)

　　因此，解决上述问题的核心还在于设计某种机制，促使地方摆脱土地财政。

　　一是中央从地方剥离某些事权，民生主要归地方，投资主要归市场；由于整体经济景气周期和宏观政策造成的波动及损失，应由中央给予抵补。只要财政支出增幅有所下降，对"开源"的压力自然有所降低。

　　二是推动市政债券发行。当前的问题体现在两方面：不同地区发债筹资的难度是否不利于区域均衡发展？地方发债是否可能转化为中央债务？显然，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角度出发，发债可以在额度上加以控制，且有利于专款专用；从最终成本负担看，中央一旦控制了房价，就应该能够意识到地方借债已经通过银行体系把债务转嫁为中央银行金融稳定成本；从发行价格看，中央应该替欠发达地区代发，但发达地区债券发行完全可以在银行间市场上随行就市。

　　三是分税制比例向地方倾斜。但需注意的是，整体宏观税负水平应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当然，由于中央转移支付压力大，同时亦面临赤字风险，这一比例确定涉及存量改革，因而难度极大。

　　四是变征地为租地。既可为农户获得细水长流式的租金收益来源；又可打掉地价推动房价的循环，降低全社会对资产价格持续攀升的预期；再是可维持恒产者有恒心的稳定社会结构。

　　新一轮财政改革须提上议事日程

　　胡祖六　春华资本集团主席

　　就在中国以慷慨姿态表示协助欧元区小国度过债务危机的时候，人们把注意力投向了中国地方融资平台的泛滥及其后果。中国的财政问题从没有引起过如此广泛的担忧。不管显得多么耸人听闻，经济学家、国内外投资者和公众已经开始在问：中国会发生债务危机吗？

　　财政的持续稳健，需要合理的财政制度与审慎的财政政策。近年来地方融资平台的大量兴起及其10万亿元巨额举债规模，已为"审慎"打上了问号。而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所完成的重大财税改革，保证了其后国家财政收入每年以甚至高于名义GDP速度成长以后，财政所过的好日子意味着深化体制改革失去了政治上的动力。

　　但是，中国的财政体系存在许多缺陷。比如个税最高边际税率与增值税率过高，高营业税的继续存在，国税与地税的税种划分不合理，财政在医疗、教育与养老等社会性支出严重不足，各级政府预算编制的严谨化与制衡监督机制不够到位、不够有效，国债市场"无风险"收益率曲线的缺失等。

　　目前饱受关注的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在中国的现行财政体制下，只是反映了中国深层财政体制问题的一个侧面而已。30余年的渐进改革，并没有对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确定，对于政府的角色定位与职能转变，提供最后的与合理的答案。

　　在凡事由中央政府说了算的大一统政体下，政府间财政关系本质上还是一笔糊涂账。20世纪90年代的财政改革曾试图把此理顺，但取得的成果只是阶段性的。一方面，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政府已经且继续作出许多经济和社会义务的承诺，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目标，比如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保障性住房、控污减排等；另一方面，在政府财政计划中对这些承诺并不都有相应的预算安排，人为地留了许多缺口。其中相当大比例的财政支出责任推给了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的有限自有税源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不足，往往使得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难以兑现这些承诺。这就是为什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提出的九年义务教育目标迄今未能百分之百普及的原因所在。

本文摘自《寻找真实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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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2012：寻找真实的成长 2011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2012是中共十八大换届选举之年，经济规划周期和政治周期成为未来中国5年最清晰的发展脉络。本书将围绕这个主题，为读者厘清国家和社会未来发展的走向。全书分为五大主要内容：反思中国模式；当前焦点问题（债务危机、金融改革、中小企业成长等）；寻找改革途径；预测2012最重要的问题。这些内容全部由当下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媒体人写专文论述。作者团队包括吴敬琏、郭树清、陈志武、胡祖六、任建涛、谢国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