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节：经济沦陷与败走台湾(3)
被誉为“学问界恩人”的王云五执掌财政，组建年轻精英，踌躇满志地推出金圆券代替法币的改革。“太子”蒋经国则奔赴上海，意气风发地打击投机倒把，稳定物价。
然而，民国已病入膏肓，大势已去。金圆券改革和平抑物价均已失败告终。金圆券在1948年11月底，发行32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到1949年4月，飙升至5万亿元，5月更增至67万亿元，6月竟达到130万亿元，为1948年8月底的24万多倍。以致有人说当时国统区百业凋零，唯印钞业“欣欣向荣，一枝独秀”。
由此看来，国民党似乎败于一个“钱”字。但是，推行国家主义的国民政府控制了全国大部分财富，为何还会被“钱”难倒？
抗日战争的胜利来得有点突然，国家迅速陷入疯抢财富的混乱局面中。除了东北重工业被苏联抢走外，大部分商业、工业、敌产都被国民政府接收，光敌产预计达到4万亿元。
这又是一次“光明正大”的掠夺。当日本用武力强行掠夺中国民营企业时，国民政府却退缩到了重庆；当日本人投降，国民政府却以国家的名义“接收”了原本属于民营企业家的财产。
根据吴晓波在《跌荡一百年（下）》中统计，抗战结束后，国家资本控制了全国煤的33%，钢铁的90%，石油和有色金属的100%，电力的67%，水泥的45%，纱锭的37%，织布机的60%。到1948年上半年，国有产业资本已经占有全国产业资本总额的80%以上，经济国有化程度达到了顶峰。
表面上看，国家资本控制了全国大部分财富，而事实上，官僚乘“接收”之机，大肆搜刮财产，不少企业已是空壳。更为重要的是，大量的国有企业陷入“国企官僚病”，长期经营不善，盈利甚微。
所以，没有大量民营企业做支撑的国家主义经济，必然出现“大而虚”的通病。蒋介石的国家主义断送了中国自由经济的命运，实际也切断了国民政府的财源。国家资本掌握国家大部分财富，却没有办法提高民营企业一样的经营效率，最终国家财富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被官僚资本家不断窃取。
国家主义下财政亏空，逼迫国民政府印刷钞票，中国经济从此走上通货膨胀的不归之路，进入长达12年的“经济崩溃时期”。经济率先崩溃，就像潮水退去，国民政府丑陋的“裸泳”姿态原形毕露。
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一号作战暴露出来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虚弱，是长期复杂的恶化过程的顶点。引起这一过程的原因很多，而以通货膨胀为最。像白血病患者的血液一样，国民政府的贬值通货流遍全国，使整个机体——军队、政府、经济和社会普遍虚弱。”
1948年12月10日，夜幕低垂，约十一时左右，蒋介石与继续留守军校中的顾祝同等人告别，搭乘飞机从成都飞台北。飞机一起飞，直到去世，他再也没能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
过去的12年，荣德生、吴蕴初、范旭东等目睹了蒋介石以国家之名收编大量民营企业，今日他们留在祖国大陆送走了蒋介石。
与国家主义的嚣张相比，民营企业显得无比脆弱。如今，“软弱”的民营企业家冷静地送走了这位不可一世的国家主义奉行者。这能否反面说明，只有民营企业力量的强大，才有国家力量的强大？
本文摘自《公司的力量(中国篇)》
央视同名纪录片：公司的力量(中国篇)
西方的坚船利炮叩开中国的大门，千年中华遭遇历史的拐点，“公司”成为没落王朝眼中的救命稻草。追求自由市场是公司的天性,当“汉阳造”的子弹打出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公司在悄然而有力地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沧海横流，国民政府骑着高头大马从战场上归来，公司遭遇国家机器的大收编，然而无所不能国家主义不过是纸老虎，国民政府最终经济失败中破产，坚强的公司正在默默诠释公司与政治的内在逻辑！在意识形态控制一切的时代，没有公司，没有市场，当然没有国家的富强。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重新呼唤公司。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不得不反思，政府在公司面前究竟应该如何自处？民营企业撕开计划的铁幕，中国社会迎来转机。久违的公司回来了，神州大地瞬间焕发出勃勃生机。公司一次又一次拯救国家，它在昭示自己隐而不露的伟力！国家的复兴初步实现，野蛮生长的公司显露其暴虐的另一面，缺乏正确价值观的辖制，公司制造了一大堆麻烦。何时能给这匹野马套上缰绳，也决定了何时实现真正的大国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