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国家的命运与公司的力量(1)

　　3.国家的命运与公司的力量

　　庚子年（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发布《宣战诏书》，通电全国，宣布自即日起与西方各国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要求地方筹款调兵，勤王抗敌，共度难关。

　　当时，时任大清电报局督办的盛宣怀最先看到《宣战诏书》，盛宣怀竟然胆大包天先把朝廷圣旨扣押，随后立即发电报给被贬到广东做总督的李鸿章。电报中说：“……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

　　李鸿章收到电报后，领会盛宣怀各自保疆土安定的意思，沉思再三后毅然复电说：“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李鸿章定调后，东南各总督都达成共识：圣旨为“伪诏乱命”，不参战，随后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不开战。此事件史称“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是中国封建历史的标致性事件。在中国封建社会，圣旨是最高权威，抗旨绝对是杀无赦甚至满门抄斩的重罪。正当北方义和团“造反”之际，南方各总督以“乱命”为借口，第一次对圣旨说“不”，不折不扣地造了一次反。中国自古以战为荣、和为耻，而这次南方抗旨议和却受称赞。“东南互保”标志着大清王朝的绝对权威开始瓦解，中国精英阶层开始对处在生死攸关的中国命运拥有自己的主观判断能力和独立立场。

　　“东南互保”根本上源于全面思想开化。甲午战败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3.4亿两白银滚滚流入日本，日本利用此巨额赔款建立了金本位制，与国际金本位金融体系接轨，步入了国际资本主义行列。在中国，甲午战败，全国上下，悲愤耻辱，一夜觉醒。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

　　1895年4月，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一时间群情激动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给光绪皇帝呈上万言书。万言书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

　　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发动维新变法。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发布了包括开办实业、修筑铁路、组织商会、改革财政、编练新军、废八股、兴西学等十多条诏令。维新派属于改良派，在洋务派“师夷长技”思想的基础上，试图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系统变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走上资本主义发展之路。

　　1898年9月21日凌晨，紫禁城风云突变，慈禧太后突然闯进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捕杀维新人物，持续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改良生机就此断送，但是新思潮正在启迪全国民众。康有为并非维新思想的创始人，其维新思想受实业家郑观应启迪。郑观应是一位最先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他在洋务运动期间就提出商战、科举改章、修订法律、实行立宪等先进改革。他的著名著作《盛世危言》直接启迪了引领潮流并改变中国历史的三大人物：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甚至光绪皇帝读过《盛世危言》后，深受启发并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该书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

本文摘自《公司的力量(中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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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同名纪录片：公司的力量(中国篇) 西方的坚船利炮叩开中国的大门，千年中华遭遇历史的拐点，“公司”成为没落王朝眼中的救命稻草。追求自由市场是公司的天性,当“汉阳造”的子弹打出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公司在悄然而有力地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沧海横流，国民政府骑着高头大马从战场上归来，公司遭遇国家机器的大收编，然而无所不能国家主义不过是纸老虎，国民政府最终经济失败中破产，坚强的公司正在默默诠释公司与政治的内在逻辑！在意识形态控制一切的时代，没有公司，没有市场，当然没有国家的富强。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重新呼唤公司。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不得不反思，政府在公司面前究竟应该如何自处？民营企业撕开计划的铁幕，中国社会迎来转机。久违的公司回来了，神州大地瞬间焕发出勃勃生机。公司一次又一次拯救国家，它在昭示自己隐而不露的伟力！国家的复兴初步实现，野蛮生长的公司显露其暴虐的另一面，缺乏正确价值观的辖制，公司制造了一大堆麻烦。何时能给这匹野马套上缰绳，也决定了何时实现真正的大国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