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节：麻旦旦处女嫖娼案(3)

　　一个农家少女，无缘无故地被警察及其雇用的临时工非法强制带到当地派出所，并污其卖淫，用殴打、背铐、恫吓和猥亵等各种下作手段，逼迫她承认卖淫。在逼供23小时不成后，警察居然又以“嫖娼”为由决定对她拘留15天，拘留裁决书还将其性别写成了“男”，时间竟写成一个月后的2月9日。

　　所幸的是，这个少女用自己的处女膜证明了清白，她在获得自由后，愤然向法庭讨说法，要求警察赔偿其精神损失500万元，最后，法院判公安机关赔偿

　　74元，这在2001年，是中国职工人均一天的工资。她的名字就叫麻旦旦，时年19岁，陕西省泾阳县蒋路乡人。虽然过去了十年，但麻旦旦的名字，连同她在派出所遭受的屈辱，以及那74元的赔偿额，已刻在我的脑海里，永远都不会磨灭。

　　10年前的那个夏天，对于很多关注中国法治进程和人权进步的职业新闻人和法律人来说，真是一个差点令人窒息的季节。不为别的原因，就因为麻旦旦处女嫖娼案一个丑闻，已经足以让人感到悲哀。

　　记得那年7月中下旬，麻旦旦案件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麻旦旦本人则因为不服泾阳县法院的一审判决上诉至咸阳市中院。

　　当时人们关心的问题，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对麻旦旦进行逼供、诱供的警察是否被追究了法律责任，二是麻旦旦受此身心残害，到底应该获赔多少钱？

　　“我想问那些逼供的警察，让你们家的母亲、妻子或者女儿去受此一遭，你们愿意接受74元的赔偿吗？”

　　这是麻旦旦案被公开后，当时知名的华文论坛、中国青年报网站“青年话题”上一位网友的悲愤之问。虽然现在无法搜到这个帖子，但我当时为了采写方便，特意抄录下来，至今留存。

　　8月初的一天，正当社会对此热烈讨论的时候，当时担任中青报法治版主编熊波打电话给我：

　　“杰人，麻旦旦案件，现在很多媒体都在批判和挖掘，我们能不能从成因方面作个报道？”

　　熊波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因为当时，媒体在持续不断地批评和追究中，确实出现了一种情绪化的苗头，很多人光顾谴责，甚至把话说得很过头，这种迹象在网络上更为明显。在我看来，麻旦旦的遭遇，不仅对她本人，对于国人来说也是一种悲剧。但为什么刑讯逼供屡禁不止？为什么人们需要用处女膜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为什么警察在办案时为所欲为？只有从制度层面挖掘悲剧的根源，才能避免出现下一个张旦旦、李旦旦、王旦旦……我与熊波商量，决定另辟蹊径，让其他媒体去跟踪新闻的后续消息，而我

　　则着重谈74元赔偿闹剧的根源，并寻找解决的对策。按照定下的方案，我第一站来到了中国政法大学，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到一位行政法专家。在蓟门桥的法大校园里，这位学者和蔼地接待了我。但当我刚提出要请他就麻旦旦事件发表点看法时，他马上推辞说：“抱歉，我不太了解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不便过多发言。”

　　我对他说：“您可以不多发言，但哪怕是对74元的赔偿额作个简单点评也行。”

　　见我认真，加上又是碍于朋友的面子，这位专家答应点评一二。他从国家赔偿制度的标准谈起，指出74元的赔偿额虽然符合法律的规定，但却是一种类似于嘲讽的赔偿。

　　说着说着，这位专家越来越激动，他猛地从座椅上站起来，用手指使劲敲着办公桌说：“我们的国家赔偿法，与其说是一种对公民权利的救济，不如说是一种嘲讽。天底下哪有这种赔偿标准的？”

　　说到激动处，他甚至连粗话都说出来了。他一路骂过，从无良的警察，到呆板的法官，再到虚伪的立法官员，都被他骂了一个遍。

　　突然间，他戛然而止：“天，杰人，你看我都说到哪了。不是讲好只就赔偿额作简单点评吗？我声明一句，刚才说的那些，都是私人之间的妄语，不能作为报道依据的。”

　　我微微一笑，告诉这位学者，按照新闻伦理准则，如果他不愿意透露姓名，我会保密的，如果他不愿意我发表其中的某些观点，我也会尊重他的自由与权利。

本文摘自《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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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线：新闻背后的真相 独家爆料，揭秘新闻背后的故事：谁见证了“文强老大”的最后四小时？谁先知先觉以租代征近三万亩建高尔夫球场？谁“谋杀”了温州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的村主任？谁一篇帖子换来被囚八日？谁见过“处女嫖娼”？谁亲自揭开松原高考舞弊案？谁将上访者被抓进学习班？谁让洱海成了富人的后花园？谁无意间戳到了医改的痛处？……什么是百姓安身立命的底线、什么是媒体工作者的底线、什么是触及底线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