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欣然翻篇（1）

　　从历史的进程看来，1956年，温州永嘉“包产到户”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创举。但在当时，这种反农业合作化的举动却遭受到铺天盖地的打击。

　　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指名道姓批评李云河主导的包产到户是“打退堂鼓”。“永嘉包产到户”的“始作俑者”永嘉副书记李云河撰写长达5 500字的专题报告发表在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为自身辩护。

　　两年后，批判李云河的大字报贴到了浙江省人大代表会议的会场。“文革”期间，李云河更是难逃“厄运”——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

　　22年之后的1978年12月，安徽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的开天辟地之举后来被载入史册，被誉为“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又是3年过去，1981年8月，题为《1956年永嘉县试行包产到户的冤案应该彻底平反》的文章出现在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第282期简报上，并被加按语肯定了“当年首创这种责任制”。

　　尽管永嘉“包田到户”得以平反，但是温州的私营经济依然是迷雾笼罩。

　　198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温州地区和温州市合并，实行市管县的新体制，袁芳烈任中共温州市委第一书记。据称，履新的袁芳烈来到温州带着在省委立下的“军令状”——一年内，解决温州所有制问题。

　　很显然，当时袁芳烈对个体经济是怀有偏见的，新官上任的工作重心就是割掉私有化的毒瘤，一系列打击私营经济的组合雷厉风行地展开。“八大王”和“登山鞋厂”事件就是温州经济整肃运动的典型案例。

　　然而，在大刀阔斧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同时，袁芳烈也于1982年下半年进行了两次脚踏实地的调研。

　　一次，瑞安调研路途中，袁芳烈惊讶地见到上百头牛，头头膘肥体壮。常年在基层工作，袁芳烈见过的牛，大多缺乏照料，瘦的瘦，死的死。于是，他向牛倌请教。牛倌告诉他：牛是一家一户养的，所有权归集体，收益归个人。瑞安人把水牛叫“三五牌干部”，一头水牛畜力年值500元，奶水由炼乳厂收购值500元，每年产犊一只500元，1500元正好相当于一个30年工龄干部的年收入。

　　瑞安塘下镇，袁芳烈钻进灯光昏暗的地下工场。半间房子，5台简单的机器，主人兼工人是带着孙子的一位老太太。她早晨领料，晚上将成品松紧带交给小贩。5台机器投入500元，年净6000元收入。老太太的收入让副省级的袁芳烈自叹不如。他算了一笔账：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年利润60万；1000个，就是600万。而在当时的温州，袁芳烈竭力扶持而纯利超过60万的国营企业却不过3家。

　　正是调研中的所见所闻让袁芳烈对私营经济的态度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本文摘自《温州“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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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人敢想、敢试、敢为天下先，打造了许多令人惊羡的第一；温州人胆大包天、包地、包海、包岛、包油田……占尽市场先机、屡屡得胜。短短30年，温州以独辟蹊径的行走模式凸显了中国经济的创造性与原创性。
　　30年后，这里实体经济崩溃，投机之风横行，私企老板跑路，百姓人心惶惶……民营经济发展先锋面对种种困境如何突围？这将会促进国家在金融和民生领域有何动作，会给2012年以后老百姓的生活带来怎样的讯息？
　　本书纪实性深刻解读温州的经济迷局，探寻草根商业阶层“中国梦”破灭的基因，揭露大量温州经济的一手资料，全方位揭示了形成温州经济崩盘的原因、历程、未来的发展方向等问题，指出民营经济未来在中国发展的方向。温州之变局，即当下中国之变局。每个老百姓都应该读一读，起码这本书可以告诉你怎样让自己活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