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在“供养”老婆孩子？ （1）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一位“贤妻”被看做重要的财产。17世纪初，约翰-弗洛里奥说过，“一个家庭必备4样东西：烟囱、猫、母鸡和好老婆”—把妻子跟有用的家畜和用具归为一类。家里日子过得好不好，要看妻子“持家的本领”，这与丈夫做自耕农的技艺同等重要。身体健壮的“贤妻”忙活着制蜡烛、烙馅饼、拔鸡毛—现在新英格兰各地复制的殖民地时期的村庄正上演着这些场景。贤妻们用自己的劳动支持着丈夫，没有她们，男人就不是有财产的男人。
但是，妇女劳动的果实却依法归丈夫所有。直到19世纪中叶，已婚妇女还不享有财产权。普通法给予丈夫绝对的权利，令他们享受妻子的“劳务”，包括她在外面挣的钱。除非娘家很富有，将一份财产放在她名下，否则，女人嫁过去名义上就是被人养活，婚后也如此。妻子在家庭财务方面没有发言权，寡妇被视为丈夫财产的“附属品”，一同被转移到继承人手里。正如最早的女权主义者指出的，这种仆从的地位简直和奴隶一样。
当大多数家庭还在疲于应付温饱时，这种惊人的不平等还不太重要。毕竟夫妻同睡一张床，同吃一锅饭，双方在经济上没多大差别。但到19世纪，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男人慢慢挣了工资，或是靠买卖积累了金钱，而大多数女性仍滞留在家庭物物交换的经济里。“工作”或“劳动”的含义变成现金收入和“男人”的工作。男人“养活”在家的妻子，这种看法大行其道，今天依然如此，好像无薪的劳动就不是生产，就不是“真正”的经济的一部分。
1791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出版了《制造业报告》一书，为国家投资制造业辩护，并首次从货币的角度界定了“生产”。根据汉米尔顿的定义，只有那些能卖出去并有收益的货物才能归入社会的“总产值”。他把那些生产供家庭之外交换的物品的劳动看做“高度生产性的”。因此，他认为，妇女儿童到生产部门干活儿挣钱，比待在家里“更有用”。差不多同时，在《女权的辩护》一书中，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指出，在方兴未艾的新政治经济体系中，“妇女或者变得像个男人，以便成为合格的公民；或者继续干女人的家务活儿，这对她们获得公民身份毫无益处”。
当妇女的家务劳动不再成其为“工作”时，它便逐渐被浪漫地称为“爱的奉献”。女权主义经济学家南希-福柏尔一语中的：“家庭在道德上升值的同时是家务劳动在经济上的贬值。”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流行观念中，殖民时代节俭勤劳的妻子逐渐被“家庭天使”所取代，她们是道德的楷模，只关心孩子的精神、情感和身体上的需求，而把物质需求留给丈夫操心。
金钱、商务和产业交给了男人。
她们担任着管家、厨师、司机、教师、心理咨询师，一人独当多面，辛劳一年却分文没有。而且，只要一说起也应该给妈妈们发工资，人们就会辩驳：辞职当全职妈妈，是母亲们自己的选择！履行妈妈的职责天经地义，发工资是亵渎了这个神圣的使命！男人们在独自养孩子养老婆！ ……
在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女性已享有大部分权利的时代，妈妈们一方面被无限制的地位拔高，一方面却完全无视其创造的价值。她们被当做是“被养着”的，不再被列为劳动力，在官方经济学指标中得不到任何衡量，甚至没有保姆所享有的权利，既没有离婚后的失业保险，也没有工伤后的社会保障福利。 但是，妈妈们真的不创造经济价值吗？当然不是！ 如果将母亲担任的各个角色的经济价值均衡计算，会超过大多数城市女性白领。 在《妈妈值多少钱(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为何不计薪酬)》令人振奋的母亲宣言中，安·克里滕登对各国父母们作了数百次采访，并通过对经济学、社会学、公共政策等的５年多研究，《妈妈值多少钱(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为何不计薪酬)》揭示了母亲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与获得的回报之间那种惊人的差距。同时，她也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明确的解决方法，号召全社会共同关注和解决母亲的价值问题。
但是，妇女劳动的果实却依法归丈夫所有。直到19世纪中叶，已婚妇女还不享有财产权。普通法给予丈夫绝对的权利，令他们享受妻子的“劳务”，包括她在外面挣的钱。除非娘家很富有，将一份财产放在她名下，否则，女人嫁过去名义上就是被人养活，婚后也如此。妻子在家庭财务方面没有发言权，寡妇被视为丈夫财产的“附属品”，一同被转移到继承人手里。正如最早的女权主义者指出的，这种仆从的地位简直和奴隶一样。
当大多数家庭还在疲于应付温饱时，这种惊人的不平等还不太重要。毕竟夫妻同睡一张床，同吃一锅饭，双方在经济上没多大差别。但到19世纪，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男人慢慢挣了工资，或是靠买卖积累了金钱，而大多数女性仍滞留在家庭物物交换的经济里。“工作”或“劳动”的含义变成现金收入和“男人”的工作。男人“养活”在家的妻子，这种看法大行其道，今天依然如此，好像无薪的劳动就不是生产，就不是“真正”的经济的一部分。
1791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出版了《制造业报告》一书，为国家投资制造业辩护，并首次从货币的角度界定了“生产”。根据汉米尔顿的定义，只有那些能卖出去并有收益的货物才能归入社会的“总产值”。他把那些生产供家庭之外交换的物品的劳动看做“高度生产性的”。因此，他认为，妇女儿童到生产部门干活儿挣钱，比待在家里“更有用”。差不多同时，在《女权的辩护》一书中，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指出，在方兴未艾的新政治经济体系中，“妇女或者变得像个男人，以便成为合格的公民；或者继续干女人的家务活儿，这对她们获得公民身份毫无益处”。
当妇女的家务劳动不再成其为“工作”时，它便逐渐被浪漫地称为“爱的奉献”。女权主义经济学家南希-福柏尔一语中的：“家庭在道德上升值的同时是家务劳动在经济上的贬值。”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流行观念中，殖民时代节俭勤劳的妻子逐渐被“家庭天使”所取代，她们是道德的楷模，只关心孩子的精神、情感和身体上的需求，而把物质需求留给丈夫操心。
金钱、商务和产业交给了男人。
本文摘自《妈妈值多少钱》
她们担任着管家、厨师、司机、教师、心理咨询师，一人独当多面，辛劳一年却分文没有。而且，只要一说起也应该给妈妈们发工资，人们就会辩驳：辞职当全职妈妈，是母亲们自己的选择！履行妈妈的职责天经地义，发工资是亵渎了这个神圣的使命！男人们在独自养孩子养老婆！ …… 在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女性已享有大部分权利的时代，妈妈们一方面被无限制的地位拔高，一方面却完全无视其创造的价值。她们被当做是“被养着”的，不再被列为劳动力，在官方经济学指标中得不到任何衡量，甚至没有保姆所享有的权利，既没有离婚后的失业保险，也没有工伤后的社会保障福利。 但是，妈妈们真的不创造经济价值吗？当然不是！ 如果将母亲担任的各个角色的经济价值均衡计算，会超过大多数城市女性白领。 在《妈妈值多少钱(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为何不计薪酬)》令人振奋的母亲宣言中，安·克里滕登对各国父母们作了数百次采访，并通过对经济学、社会学、公共政策等的５年多研究，《妈妈值多少钱(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为何不计薪酬)》揭示了母亲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与获得的回报之间那种惊人的差距。同时，她也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明确的解决方法，号召全社会共同关注和解决母亲的价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