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共享的主张（4）

　　经他授意，普查员们把妇女的大多数收入忽略不计，那一般是为房客提供食宿或为工厂计件加工的所得。结果，妇女们从早到晚辛勤劳作，但相较于被视为这个繁忙的、日益增长的国家之真正的生产性劳动，她们的付出却被极度贬低了。

　　这一重大遗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874年，玛丽-利弗莫尔在一次妇女大会上发言，提出：“妇女作为贤妻良母具有货币价值，她们必须坚持让社会认可这种价值。有800万美国女性是妻子兼管家，但根据人口普查的算法，她们全都‘无所事事’。”1878年，妇女进步协会提交了一份抗议书，该组织由当时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组成，包括哈佛天文学家玛丽亚-米切尔、著名女权活动家朱利亚-沃德-豪和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倡导者梅卢西娜-费伊-皮尔斯。

　　在写给大会的信中，这些名人抱怨说：“1 200多万美国女性作为劳动者被忽视，被排斥在外……在谈到影响人口或财富消长的因素时甚至从不涉及她们。”她们建议，普查机构应雇用“知识女性收集妇女儿童的有关数据”，这样统计结果就会更准确。

　　但建议无人理睬。到1900年，没有外出挣钱的妻子或女性被正式划为“被赡养者”。新世纪伊始，已婚妇女变成了“纯粹的主妇”。1900年《时尚》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弗洛拉-汤姆森这样写道：“女性已迫使人们承认她们的劳动在男性世界里具有经济价值，但女性的家务劳动仍一钱不值。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学的书本上，还是在劳动改革过程中，家务劳动都未得到合理的承认。”

　　100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

　　有趣的是，马萨诸塞州是许多受过教育的杰出女性的家乡，而这里抗拒历史潮流的时间最长。根据该州1875年的人口普查，家庭主妇与管家、仆人、保姆及洗衣女工同属一种职业。已婚女性不是被机械地分为生产性与非生产性两种。一些女性被列为“除了家务无事可做”的一类，还有一些用普查员的话说是“纯粹的花瓶”。（其统计方法不得而知，这类女性在妻子当中不到2％。）但渐渐地，该州的人口普查也不得不顺应潮流。到1905年，家务劳动被列入“无收入”栏，与学生、退休人员、失业12个月者和被赡养者同属一类。

　　英国的人口普查也经历了类似过程。1851年以前，英国的人口普查像美国一样，也以家庭而非个体为单位统计职业情况。在开始登记个人职业时，“妻子、母亲或主妇”被单列为一栏，区别于“被赡养者”即儿童、病人和老人，吉卜赛人和流浪者，也区别于“自立的女士和男士”。

　　从1851年到1871年，不列颠或者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普查都是在著名的医学统计学家威廉-法尔的指导下进行的，他把一个国家的人口看做是该国的“活资本”。在1851年的报告中，法尔把“夫妇”界定为一家之主。法尔还十分肯定养育子女被视为劳动的重要性。他在1851年写道：“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生产就是人口的‘生产’。”到1861年，他又详细论述说：“这些妇女（妻子和寡妇）有时被看做没有职业的，但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职业，这个事实是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住的。”

　　可是，到1871年，一家之主被改成“户主、主人、丈夫或父亲”。到1881年，所有从事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的妇女都被明确地归入“无业”一栏。1891年，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女性人数与各行各业的男性一样多，然而英国的人口普查竟取消了妻子和母亲一栏，把母亲从创造性的人群中抹掉。为此官僚们也感到内疚：“但是，所有女性职业中最重要的……却得不到承认，这就是生儿育女，管理家务。”

　　那位了不起的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这种大胆举措没有丝毫不安。1898年，在议院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马歇尔以德国最近一次的人口普查作为绝佳的样板，该项普查把妇女列为“被赡养者”。

　　在澳大利亚，妇女的工作同样被视而不见。到1890年，人口被分为两大类：挣钱养家者与被赡养者。做家务的妇女是“被赡养者”，与孩子及“所有那些依靠个人慈善或由公共税收负担其生活的人”同属一类。

　　这样，在所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到20世纪初，家庭妇女是“被赡养者”这一观念如同科学事实一样被认可。货币收入是衡量人类生产的唯一标尺的观念支配着一切。在政府支持下，丈夫可以把妻子视为经济债务而非财产。

　　偷梁换柱的把戏实在是令人汗颜。

本文摘自《妈妈值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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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担任着管家、厨师、司机、教师、心理咨询师，一人独当多面，辛劳一年却分文没有。而且，只要一说起也应该给妈妈们发工资，人们就会辩驳：辞职当全职妈妈，是母亲们自己的选择！履行妈妈的职责天经地义，发工资是亵渎了这个神圣的使命！男人们在独自养孩子养老婆！ ……
　　在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女性已享有大部分权利的时代，妈妈们一方面被无限制的地位拔高，一方面却完全无视其创造的价值。她们被当做是“被养着”的，不再被列为劳动力，在官方经济学指标中得不到任何衡量，甚至没有保姆所享有的权利，既没有离婚后的失业保险，也没有工伤后的社会保障福利。 但是，妈妈们真的不创造经济价值吗？当然不是！ 如果将母亲担任的各个角色的经济价值均衡计算，会超过大多数城市女性白领。 在《妈妈值多少钱(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为何不计薪酬)》令人振奋的母亲宣言中，安·克里滕登对各国父母们作了数百次采访，并通过对经济学、社会学、公共政策等的５年多研究，《妈妈值多少钱(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为何不计薪酬)》揭示了母亲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与获得的回报之间那种惊人的差距。同时，她也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明确的解决方法，号召全社会共同关注和解决母亲的价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