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如山（2）
事实上，佛罗伦萨把它的市民变成了最大的投资人。到14世纪早期，已有2/3的家庭通过这种方式缴纳钱财以支撑城邦公共债务，尽管大多数筹款来自那几千个富人。美第奇家族的放贷业务不仅证明了他们在这一时期的财富规模，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城邦财政的支持力度。佛罗伦萨金融系统能良好运转的原因之一，在于美第奇家族以及其他一些贵族把持着政府及其金融命脉。这种寡头权力结构为债券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那些不负责任的世袭君主不同（他们可能专断地违背对债权人的承诺），佛罗伦萨发行债券的人通常就是购买债券的人。因此，他们对看到自己获得利息非常感兴趣，这不足为奇。
不过，通过这种方式筹到能够支持毫无收益的战争所需的款项，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限制。随着意大利城邦债务的增加，他们不得不发放更多的债券；而他们发行的债券越多，他们拖欠偿付的可能性就越大。威尼斯在12世纪末期就开发出了一套公共债券体系，比佛罗伦萨还要早。“老山”是14世纪威尼斯与热那亚及其他敌手在战争期间的主要筹资方式。1463~1479年间，随着和土耳其连年战争的延续，一座新的债山堆积而起。公共债券的投资人年收益率为5%，每年分两次偿付，利息来源于城市的各种消费税收（对各种消费品比如盐等所征收的税）。与佛罗伦萨一样，威尼斯人也是强制放贷，但在二级市场上，投资人可以把债券卖掉套现。然而，在15世纪末期，威尼斯连续的军事失利大大削弱了债券市场。那些在1497年价值为80（低于其面值20%）的威尼斯“新山”债券，到1500年价值降到了52，1502年年末重回75，然后在1509年从102猛然跌至40而崩盘。1509~1529年间最低点的时候，“老山”价值仅为3，而“新山”价值为10。
现在，如果你在战争激烈进行之时购买政府债券，显然要面临风险，即参战国可能无法支付利息。另一方面，要搞清楚利息的支付是否基于债券面值。如果你能以5%的利息购买到收益率为面值10%的债券，你将能赚取50%的可观收益。事实上，你所期望获取的合理回报，在你准备承受的风险范围之内。同时，正如我们所见，债券市场从整体上为经济设定了利率。如果城邦不得不支付50%的利息，那么，可靠的借款人有可能获得某种战争溢价。因此，1449年，当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同时在伦巴第地面以及海上开战时，其遭遇债券极度贬值和利率飞涨的严重金融危机并非巧合。同理，1509年债券市场暴跌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威尼斯军队在阿格纳德罗的溃败。这两个案例的结果是相同的：商业活动搁浅，最后停止。
不只是意大利城邦对债券市场的产生作出了贡献。在北欧地区，那里的城邦政权在不与教会规定冲突的情况下，也在竭力填补赤字。那里出现了一些不太相同的解决方案。尽管他们禁止在贷款的时候收取利息，但《高利贷法》并不适用于被称为“普查”的中世纪契约，这种契约允许一方从另一方手中购买年支付流。在13世纪，这种年金方案开始从法国北部的城邦（如杜埃、加来）以及佛兰德的城邦（如根特）发行。他们采用两种形式：遗赠年金—购买人可以将其遗赠给后嗣，或定期年金—购买人死后即告废止。卖家而非买家有权通过偿还本金赎回年金。到16世纪中期，年金销售大约拉动荷兰的收入上升了7%。
法国和西班牙皇室用同样的方式筹集资金，他们以城邦作为媒介。在法国，巴黎市政厅代表君主筹集资金；在西班牙，王室债券需通过热那亚的圣乔治公司（一家购买城市征税权的私人财团）和安特卫普证券交易所（现代证券市场的先行者）筹集资金。然而，投资人对王室债务进行投资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各个寡头统治的城邦对其债务，都有可能不履行债务清偿；同样，专制的统治者也是不可信的。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了解到的，西班牙王室在16世纪末叶和17世纪就发生了一系列毁约事件，分别在1557年、1560年、1575年、1596年、1607年、1627年、1647年、1652年和1662年全部或部分停止债务清偿。
从欧洲大陆流通的古罗马银币，到成为第一批银行家的意大利高利贷者；从五千年前流通的泥版“货币”，到今天银行外汇显示屏上闪烁的数字，在人类社会的进步中，金融常常是背后的推手。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什么能在滑铁卢战役中大赚一笔？文艺复兴的深层推动力是什么？中国和美国如何开始成为共同体？本书告诉我们，每个历史故事背后都有一条金融线索。透过弗格森的专业视角，许多为人熟知的历史事件被赋予新的意义，更清晰地成为金融史上的一座座里程碑，而金融的发展进程则构成一切历史背后最为本质的故事背景。
在金融危机的时代，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金融这个虚拟市场？又怎样整顿自我，重新出发？本书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历史的视角来理解今日的世界，无疑，它将是当前我们处在历史分歧点，站在人类文明一路走来的位置时，为我们提供的一部有用的指南。
不过，通过这种方式筹到能够支持毫无收益的战争所需的款项，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限制。随着意大利城邦债务的增加，他们不得不发放更多的债券；而他们发行的债券越多，他们拖欠偿付的可能性就越大。威尼斯在12世纪末期就开发出了一套公共债券体系，比佛罗伦萨还要早。“老山”是14世纪威尼斯与热那亚及其他敌手在战争期间的主要筹资方式。1463~1479年间，随着和土耳其连年战争的延续，一座新的债山堆积而起。公共债券的投资人年收益率为5%，每年分两次偿付，利息来源于城市的各种消费税收（对各种消费品比如盐等所征收的税）。与佛罗伦萨一样，威尼斯人也是强制放贷，但在二级市场上，投资人可以把债券卖掉套现。然而，在15世纪末期，威尼斯连续的军事失利大大削弱了债券市场。那些在1497年价值为80（低于其面值20%）的威尼斯“新山”债券，到1500年价值降到了52，1502年年末重回75，然后在1509年从102猛然跌至40而崩盘。1509~1529年间最低点的时候，“老山”价值仅为3，而“新山”价值为10。
现在，如果你在战争激烈进行之时购买政府债券，显然要面临风险，即参战国可能无法支付利息。另一方面，要搞清楚利息的支付是否基于债券面值。如果你能以5%的利息购买到收益率为面值10%的债券，你将能赚取50%的可观收益。事实上，你所期望获取的合理回报，在你准备承受的风险范围之内。同时，正如我们所见，债券市场从整体上为经济设定了利率。如果城邦不得不支付50%的利息，那么，可靠的借款人有可能获得某种战争溢价。因此，1449年，当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同时在伦巴第地面以及海上开战时，其遭遇债券极度贬值和利率飞涨的严重金融危机并非巧合。同理，1509年债券市场暴跌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威尼斯军队在阿格纳德罗的溃败。这两个案例的结果是相同的：商业活动搁浅，最后停止。
不只是意大利城邦对债券市场的产生作出了贡献。在北欧地区，那里的城邦政权在不与教会规定冲突的情况下，也在竭力填补赤字。那里出现了一些不太相同的解决方案。尽管他们禁止在贷款的时候收取利息，但《高利贷法》并不适用于被称为“普查”的中世纪契约，这种契约允许一方从另一方手中购买年支付流。在13世纪，这种年金方案开始从法国北部的城邦（如杜埃、加来）以及佛兰德的城邦（如根特）发行。他们采用两种形式：遗赠年金—购买人可以将其遗赠给后嗣，或定期年金—购买人死后即告废止。卖家而非买家有权通过偿还本金赎回年金。到16世纪中期，年金销售大约拉动荷兰的收入上升了7%。
法国和西班牙皇室用同样的方式筹集资金，他们以城邦作为媒介。在法国，巴黎市政厅代表君主筹集资金；在西班牙，王室债券需通过热那亚的圣乔治公司（一家购买城市征税权的私人财团）和安特卫普证券交易所（现代证券市场的先行者）筹集资金。然而，投资人对王室债务进行投资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各个寡头统治的城邦对其债务，都有可能不履行债务清偿；同样，专制的统治者也是不可信的。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了解到的，西班牙王室在16世纪末叶和17世纪就发生了一系列毁约事件，分别在1557年、1560年、1575年、1596年、1607年、1627年、1647年、1652年和1662年全部或部分停止债务清偿。
本文摘自《货币崛起》
从欧洲大陆流通的古罗马银币，到成为第一批银行家的意大利高利贷者；从五千年前流通的泥版“货币”，到今天银行外汇显示屏上闪烁的数字，在人类社会的进步中，金融常常是背后的推手。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什么能在滑铁卢战役中大赚一笔？文艺复兴的深层推动力是什么？中国和美国如何开始成为共同体？本书告诉我们，每个历史故事背后都有一条金融线索。透过弗格森的专业视角，许多为人熟知的历史事件被赋予新的意义，更清晰地成为金融史上的一座座里程碑，而金融的发展进程则构成一切历史背后最为本质的故事背景。
在金融危机的时代，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金融这个虚拟市场？又怎样整顿自我，重新出发？本书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历史的视角来理解今日的世界，无疑，它将是当前我们处在历史分歧点，站在人类文明一路走来的位置时，为我们提供的一部有用的指南。